在中国历史上，北魏王朝是一个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权，其统治的149年间，成为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交往交流交融“三交”高峰，在中国北方，出现了规模空前的民族融合。

　　一、政治上的逐步认同

　　北魏王朝之所以把都城定于平城（今大同），基于三种历史考量：一是生存空间较为理想。外来的拓跋氏经过长期的奔突与征战，特别渴求一方既可以游牧围猎、又能够牵制中原的憩息之地，作为实现其统治施政的中心所在。地处汉蒙交界的平城虽寒冷干燥，土壤贫瘠，但背靠草原，面朝桑干，游猎、农耕两相皆宜。二是政治气候比较成熟。拓跋虽然势头强劲，骁勇善战，但其政权尚处于初创阶段，执政理念、统治手段很难一下被广大汉人所接受，必须优选一个缓冲阶段和缓冲区域，逐渐提高威望、俘获人心。平城是多个民族杂居之地，一些胡汉习俗几多相近，交流、交融起来相对容易。三是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平城自古边塞要冲，能攻能守来去自如。进，能够突破关隘，直插中原；退，可以遁入大漠，倏忽而去。

　　北魏初期，政治上采取胡汉分治的统治政策，一方面把鲜卑拓跋部人称为“国人”，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待遇，享受减免赋税徭役等特权，由他们组成中央禁军，保护鲜卑拓跋部族的各种利益；另一方面，在广大汉人居住区釆取“以汉治汉”的宗主督护制，承认坞堡组织的合法性，让世家大族督护当地百姓。人为制造的民族隔阂，加上北魏官吏没有俸禄，任意搜刮民财，致使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大小战事接连不断，严重威胁到政权的巩固和稳定。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从道武帝拓跋珪开始，北魏政权先后建立一系列有利于胡汉相融的政治制度，从劝课农桑、广纳贤才，到民族迁徙、分发土地，努力打破民族界限，改善穷人生存条件，起用汉人进朝为官，釆纳他们的治国良策，推出一些重大措施，使胡汉之间在政治上渐趋认同。

　　稳定人心的土地制度。纵观中国历史，历朝历代的土地制度至关重要。北魏王朝从初期拓跋珪的“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徒，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到拓跋焘的鼓励迁徙，奖励农具，计口授田，再到孝文帝的不分贵贱，推行均田，鲜卑拓跋族经历了一个以地域划分国民的农业定居经济逐步取代以血缘为纽带的游牧经济的过程，经历了一个胡汉生产方式打破政治壁垒、逐渐适应趋同的过程，经历了一个拓跋部族成员转化为承担国家赋税农民的过程。这个过程产生的突出效果是，胡汉之间的纷争明显减少了，广大穷苦百姓的基本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因而对统治者的满意度也越来越高了。

　　顺乎潮流的民族联姻。北魏时期另一项对民族融合影响较大的政治制度便是婚姻制度。从拓跋珪建国到政权消亡的近150年间，北魏王朝始终坚持门当户对的通婚理念，积极倡导胡汉通婚。因此，胡人贵族与汉人高门大姓之间通婚的现象非常普遍。据北朝四史与墓志统计，整个北魏时期，胡汉高层通婚多达412例，主要有鲜卑、匈奴、柔然、突厥、吐谷浑、羯、氐、高车、高丽等，其中以鲜卑与汉通婚为最多。这种胡汉和亲制度得到人们的普遍赞赏，以致后来忘记朝廷禁令，不同层次男女之间也要喜结良缘。孝文帝于太和二年，针对皇族贵戚乃至士民“不惟氏族，下与非类婚偶”的现象，更将良贱不婚著于律令。尽管有所限制，但这种胡汉血脉相连的融合之势大大加速了鲜卑等少数民族的封建进程（北魏王朝是奴隶制和封建制并存的社会形态），有力促进了各民族间文化习俗的交流与渗透，客观上加固了拓跋政权的政治基础。

　　不拘一格的用人模式。北魏政权之所以能在中原立足，很大程度上在于其能够不拘一格，重用汉臣，推行汉制，蹚出了一条既能体现胡人剽悍勇毅、能征善战，又能突出汉人质朴耐劳，谦恭礼让双重特性的治国之路。在选才用人制度上，大胆沿用了曹魏汉制“九品中正制”，起到了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科举制的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不少有胆有识的汉人如崔浩、高允、郦道元、寇谦之等，都成为北魏统治者的左膀右臂、高官重臣。他们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往往能够兼顾胡汉之间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的切身利益，从而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拥护，为促进北魏统一北方和胡汉民族融合作出重大贡献。至孝文帝改革，北魏王朝的政治建设逐渐趋于成熟，社会治理和民族繁荣均达到了鼎盛。

　　二、经济上的优势互补

　　鲜卑拓跋族定都平城后，开启了平城皇都的恢宏建设，也加速了北方农牧业等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一是以平城为都城形成中心区域和农业、手工业经济发展区，把整个桑干河以南打造成产粮基地；二是在平城北部兴建苑囿和牧场，形成畜牧区与狩猎经济区，同时也把这一区域划定为拓跋部族的“国人”居住区。为了实现这一规划，北魏于平城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从天兴元年到献文帝天安三年70年间，北魏强制迁徙到平城的人口多达百万以上。迁徙到平城的拓跋部族及所统辖的游牧部落，包括他们的牲畜、野兽全部带到平城从事游牧业，大批汉人、能工巧匠则从事农业耕作和冶炼、纺织、雕刻、制陶等手工业。由于劳动力比较充足，生产力得到很大提高，北魏的农牧业和手工业一度时期出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良性互动局面：农业为畜牧业提供了更多的粮食和饲料，畜牧业为农业提供优质的肥料和肉类，手工业则为两者提供先进的工具和设备，平城的经济形势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和稳定。

　　三、文化上的交融渗透

　　北魏和后来的元、清政权一样，始终纠结于与汉族相处的方式，即政权的把与放，民俗的改与同，土地的管与控，文化的容与斥。北魏之前，胡汉文化差异较大，抛开语言、文字姑且不论，就是饮食、服饰、生活习俗等也格格不入，大相径庭。相比之下，胡人体现的特征是勇猛、剽悍、游牧、流动，因而，其服饰与饮食文化多以短小精干、简便快速为主；而当时汉人的特点主要是柔媚、温和、农耕、稳定，所以表现在服饰与饮食上也多散漫飘逸，繁琐冗长。这两种文化一经碰撞，便产生了一个从敌对、隔膜，到熟悉、融入，再到互学、优化的过程。单就文化的容与斥而言，北魏政权是做到了以容为本，倾向汉化。尤其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从上到下倡导人们改籍贯，说汉语，在宫中禁用鲜卑语；以汉族服饰取代鲜卑服饰；改鲜卑姓为汉姓，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高门大姓通婚。所有这些都表明，北魏时期的民族融合是比较宽泛的、深入的、彻底的，是以杂居通婚的血缘关系、共同的经济生活基础和共同的文字语言、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为纽带的。故而北魏王朝能在并不很长的时期内，留给后世像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魏碑书法那样珍贵耀眼的文化遗产，正如一位学者所总结的那样：透过这些重要的文化标志，我们可以窥见游牧的鲜卑民族与农耕的汉民族文化交融渗化后形成的宏图远志和充满活力的北魏风骨。　　　　

　　1500多年过去了，拓跋鲜卑政权也早已成为既往，但她所闪射的历史光芒，作出的历史贡献，留下的丰厚遗产，至今为人们所称道，所尊崇，所享用。

　　（作者系大同长城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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