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开美 彭美春

作者刘开美，男，汉族，湖北省宜昌市社科联原副主席、湖北省社科院宜昌分院原副院长、湖北省三峡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作者彭美春，女，汉族，原湖北省宜昌市力帝集团职工。

昭君出塞所形成的文化奇葩，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和睦的象征。昭君出塞，对当时汉匈民族和睦，乃至其后中华民族团结，都具有重要意义和深刻影响。本文仅就昭君出塞的背景、影响与文化价值加以阐述。

一、汉匈关系演变孕育昭君出塞

昭君出塞并非是孤立的历史现象，更不是昭君个人的行为，而是汉匈关系演变的结果。这并非贬低昭君的伟大形象，抹杀出塞的重大意义和深刻影响。相反，认识昭君出塞的深刻背景，才能凸显昭君的形象，彰显出塞的意义和影响。

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与生俱有。匈奴就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其祖先是夏后氏的后代，叫淳维。唐尧、虞舜以前有山戎、猃狁、薰粥族类。匈奴居北方蛮荒之地，是游牧民族。他们随草牧畜，各有分占的牧地，但无城邑常居和农业生产。随畜游牧的同时，还以射猎为业，以畜肉为食，畜皮为衣。当时匈奴还没有文字书籍，仅以语言规范约束。匈奴有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父亲去世其子可妻其后母；兄弟死去其兄弟可妻其嫂媳。匈奴是骁悍民族，善骑射，儿童能骑羊，拉弓射鸟鼠，稍大射狐狸，男子力能弯弓，都当骑兵。情况紧急，便习攻占之术，使用的长兵器是弓箭，短兵器是刀矛。公元前209年，也就是中原结束战乱建立汉朝的前三年，匈奴在单于冒顿率领下，实现各部落间前所未有的统一，并在和硕柴达木附近(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辖地)的龙城，建立匈奴各部联合体的“首都”。冒顿在收复以往秦朝大将蒙恬从匈奴手中夺去的河套地区全部土地的同时，于公元前200年做好对付中原的充分准备。他们不仅经常入侵中国边境，还直接威胁西汉初立政权内部的统一。这样，匈奴便成为汉高祖刘邦所面临的最为强悍的对手。

为扫除这一心腹大患，刘邦在其即位的第七年，即公元前200年，便以韩王刘信投降匈奴为由，于这年冬天亲率大军30万，向匈奴发动进攻。当大军追逐匈奴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市附近)时，便落入冒顿埋伏，几乎成为匈奴俘虏，幸亏陈平使秘计方才得以解围。失利后刘邦感到以武力解决匈奴并非易事，不得已，便决定与冒顿议和，达成以“和亲、送礼、平等、息武”为内容的协议。这是汉室与匈奴签订的第一项和亲协定。由此至汉景帝的历代皇帝都以与匈奴和亲为国策。应该说，此间的和亲之策，对于汉朝而言是迫于无奈之举措，而对于匈奴而言则是侍于强悍之要挟。实行和亲之策，尽管在刘邦在位之时，曾给北方边境带来过一时的安宁，但其后历代终未因此而解决北方边境的动乱。

汉武帝即位，和亲之策实行六十多年已成定制，所以基于国策约束而对匈奴和亲要求表示同意，但骨子里却主张对匈奴实行军事解决。因为此间汉朝所面对的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军事解决匈奴问题，不仅可以满足雪耻心理，而且可以适应扩张需要。因此，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也就是同意与匈奴和亲后的第二年，武帝便做出向匈奴开战的决策。于是，近七十年对匈奴的和亲之策便宣告结束。当然，尽管武帝拒绝与匈奴和亲，但为了共同抵御匈奴，还是接受了乌孙国和亲的要求。这表明武帝并非一味反对和亲做法，只是反对迫于强悍而实行屈辱的和亲之策。

自汉武帝对匈奴用兵之后，便改对匈奴的消极防御为主动进攻。在其后三十多年中，先后对匈奴发动征讨十多次，其中关系最大的战役有三次：一是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入侵，汉遣卫青领兵从云中出击，北抵高阙，迂回到陇西，夺回河套一带，解除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使匈奴再也无力从正面进攻关中一带。二是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命霍去病将兵远征，自陇西，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境)，西入匈奴境内千余里。到夏季，由北地出击,，逾居延海，南下祁连山，沉重打击匈奴右部，得河西四郡，隔断匈奴与羌人联系，沟通内地与西域直接交通，极大促进汉匈势力的消长。三是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发骑兵十万，令卫青、霍去病率军远征，分别从定襄、代郡出击，预约会师绝漠。在此次战役打击下，匈奴主动向西远徙，致使“漠南无王庭”。匈奴失败后，仍想保留和亲所得，遭到汉武帝拒绝。武帝继续对匈奴用兵，“深人穷追二十余年”，匈奴损失惨重，在南下掠夺受阻后，便将矛头转向西方。

汉武帝武力抗匈之策，使汉初以来北方农业地区所受威胁基本解除，加强边郡与内地联系，同时也对匈奴及其相邻各游牧民族社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但常年征战，也使汉朝自身损失惨重，致使武帝末年，汉匈战争无论规模和影响都小得多了。这说明汉朝长期坚持武力抗匈力不从心。因此，继汉武帝之后，汉昭帝在加强边防同时，便开始以积极姿态应对和亲。此时匈奴面对汉朝与西域诸国强力攻势，及接二连三的天灾饥荒，力量更为衰弱。到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后，匈奴内部发生分裂，五个单于相互攻杀。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新立单于呼韩邪面对匈奴别部攻击，想归附汉朝以求帮助，率部南迁靠近长城一带，派儿子右贤王到长安入侍汉朝皇帝。甘露三年正月初一，呼韩邪到长安觐见，汉宣帝派车骑都尉韩昌专程迎接，以诸侯王之上的隆重礼节接待。两年后汉元帝继位。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再次入朝，“自言愿婿汉代以自亲”。于是“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

自汉高祖初定汉匈和亲之策，到汉武帝废和亲为武力抗匈之策，再到汉昭帝武、和兼用之策，直至汉宣、元二帝安抚和亲之策，反映了167年间汉匈关系发展与和亲之策演变的过程。昭君出塞正是在屈辱和亲向安抚和亲转变的背景下展开的。因此，昭君出塞是汉匈关系演变的结果。它表明，昭君出塞是汉匈民族团结的象征。

二、昭君出塞维护汉匈长期和睦

汉匈和亲中，昭君自愿请行，赢得呼韩邪单于欢心。出塞后，呼韩邪单于封昭君为宁胡阏氏，称昭君是给匈奴带来安宁的皇后。婚后昭君为呼韩邪单于生下一个儿子，名叫伊屠智牙师，深受单于宠爱，被封为右日逐王。但是，仅两年多时间，呼韩邪单于便去世了。其大阏氏的长子雕陶莫皋立，称复株累单于。按匈奴“父死妻其后母”的习俗，昭君应再嫁给复株累单于为妻。因昭君不习惯匈奴这一风俗，便上书汉帝，要求归汉。此时，汉元帝已去世，汉成帝继位。成帝令昭君“从胡俗”。这样，昭君便再次改嫁，成为复株累单于的阏氏。复株累单于娶昭君为妻后，立即派儿子右致卢儿王醯谐屠奴侯入汉朝侍奉，继续与汉室友好相处，使呼韩邪单于和汉元帝友好之约，在匈奴王更替之后，得以继续执行。昭君再嫁复株累单于后，又“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再婚11年(公元前20年)，复株累单于去世，昭君从此寡居。后昭君去世，“单于国葬之”。昭君出塞后，从呼韩邪到乌珠留五代单于，都履行汉匈协议，代代派单于之子到汉室侍奉，代代纳贡，代代不扰边界。到乌珠留单于时，因王莽篡政，两国关系出现裂痕，昭君女儿、女婿及侄子，为巩固汉匈友好，继续做工作。汉平帝时，昭君大女儿云公主入汉室侍奉太后，赢得太后欢心，被传为汉匈友好佳话。

昭君出塞密切了汉匈民族交往，加强了汉匈民族团结，促进了塞北和平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对此，呼韩邪单于封昭君为“宁胡阏氏”；汉元帝也改年号为“竟宁”。《汉书·匈奴传》和《后汉书·南匈传》中对此也都记载:“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朔、易无复匹马之踪，六十年矣。”这一切说明，昭君出塞不仅是汉匈民族团结的象征，而且作为汉匈关系的桥梁纽带，进一步维护了汉匈民族的长期和睦。对此，清代女诗人郭润玉称赞:“琵琶一曲干戈靖，论到这功是美人。”周恩来同志曾称赞“王昭君是发展中华民族大家庭团结有贡献的人物”。

三、昭君出塞展示和谐社会形象

昭君出塞深受匈奴和其后内蒙古人民的爱戴。他们深情地称她为“昭君娘娘”。除呼和浩特南郊的青冢之外，大青山南麓还有十几座昭君墓。这些青冢的出现，寄托了当地人民对昭君的缅怀之情，反映了他们永远陪伴昭君的期待。因此成为蒙汉民族和睦友好的象征。

昭君是出生宜昌的历史文化名人。昭君出塞令家乡父老乡亲骄自豪。千百年来，家乡人民总是怀念昭君。在昭君村附近，汉时就建有昭君祠，后建昭君庙。因思念昭君，乡人还筑有昭君台。昭君台始建于宋，历代毁而复建，清同治初年复建的昭君台毁于民国初年。今昭君台系1980年于旧址复建。昭君台是兴山古八景之一，在这里可领略“妃台晓日”胜景。昭君村的这些古代胜迹，是乡亲缅怀昭君的祭地，也引来历代文人墨客为之吟诗作文，仅《宜昌府志》中所收集的诗文就多达37首(篇)，积淀了丰厚的昭君文化，成为宜昌历史文化的奇葩。如今，昭君家乡人民又在昭君村仿明清建筑风格，建起昭君纪念馆。1986年11月内蒙古人民特制一尊2.8米高的昭君汉白玉像赠送给昭君村，成为蒙汉人民团结新的象征。

昭君出塞千百年来，文人写昭君，百姓谈昭君，关于昭君的传说、故事、诗歌、散文、画卷、戏曲，为巾帼之最。但历代文学作品中创作的形象，大多是委屈的昭君、哀怨的昭君、思乡的昭君、殉节的昭君、安乐的昭君和立功的昭君。这些昭君形象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尽管是文人墨客内心感情的流露，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真情实感！尤其是历代作品中立功昭君的形象，表现昭君爱国精神和高尚品德，表达昭君出塞带来汉匈和睦景象，反映蒙古人民对昭君的景仰和热爱，情真意切，十分感人！自“五四”运动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昭君出塞得到与史实更为符合的评价，形成新的昭君文化热，尤其是内蒙古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的成立，使昭君文化研究与传承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当今，世界处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我国也进入践行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新时期。面对如此时空，出塞和亲所体现出来的昭君精神，仍具有鲜活的时代气息。昭君“自愿请行，入乡随俗”的出塞精神，以向往美好为追求，以和而不同为理念，反映了其中的伦理遵循，探索精神，国家责任，和睦境界。这不仅对当时汉匈关系产生积极影响，而且对当今和平发展时代、和谐社会建设具有深刻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讲，昭君出塞精神穿越时空，魅力长存。这种和谐的社会形象与人格魅力，正是昭君文化在当今的价值所在。

编 者 按：文章来源《昭君文化》2013年 第2期，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