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文秀

[作者冀文秀，女，汉族，包头师范学院教授。]

自从西汉宫女王昭君于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 33 年）远出边塞，嫁给呼韩邪单于与匈奴和亲两千多年以来，昭君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种类、数量之多、内容涵盖之广令人叹为观止。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大量的诗词曲，还有数量可观的小说、散文、戏剧、变文、歌谣、故事传说以及绘画、琴曲、舞蹈、雕刻、刺绣、剪纸、影视、邮票等等，人们用自己喜欢的各种文学艺术形式来表现自己心中的那个王昭君。其中运用最多的当属诗词这种文学形式，清代胡凤丹编辑的《青冢志》中，就收了截至光绪三年的505首吟咏昭君的诗词，而今人可咏雪、戴其芳、余国钦、李世馨、武高明等人编辑的《历代吟咏昭君诗词曲全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0.6）则历时四十余年收集了迄今能够找到的1333首诗词曲。庞大的作者群中，男性居多，超过一千二百多人，其中包括鲍照、李白、杜甫、自居易、孟浩然、李商隐、杜牧、王安石、欧阳修、苏轼、陆游、司马光、马致远等许多大名鼎鼎的诗词曲高手，其作品“涵涉的内容竟是如此广泛，不仅包括两族关系，而且涉及宫廷黑暗；不但有妇女命运问题，而且关系国运兴衰。其题旨指向纷繁错杂，各家之间不但迥然有别，甚或截然相反，你用它来慨叹红颜薄命，我用它来歌颂巾帼英豪，你用它来渲染民族屈辱，我用它来表现爱国气节。其情节衍化，从‘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到在宫里即与元帝产生了爱情关系；从画师的贪贿不成丑化报复，到索贿丑行暴露，便携带昭君图像到匈奴献图邀功，投敌叛国”。（见林幹主编，可咏雪、余国钦编撰《历代昭君文学作品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5）实在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景观。在此景观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小景观”，那就是女性作者吟咏自己的女同胞昭君的作品。说其小，是因为其作者人数和作品数量都比男性少许多，影响相对较小，关注的人有限，很少有人对这种创作现象及其作品进行深入研究。笔者依据《青冢志》、《历代吟咏昭君诗词曲全辑》辑录的作者及作品进行了多方认真考查，经核实的女作者只有30 位，创作诗词38首，不足昭君题材诗词的3%。（还有少量极有可能是女作者的作品但又未能确证的,不计在内。）在漫长的封建男权时代，处在社会底层的女性很少有参与权和发言权，这也是为什么千余首昭君题材诗词中，只有三十余首为女性所写的重要原因。

经过仔细研读，感觉这些诗词弥足珍贵一—对于从女性视角审视昭君出塞这件事，对于了解女性乃至两千多年中国的思想发展史，对于女性的文学创作都是如此。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些女诗人及其作品，循着历史的轨迹透过作品梳理一下她们的群体思想脉络，看看她们各自笔下的昭君形象及其意蕴。

东汉时期的《怨旷思惟歌》，诗中的凄惶、哀怨成为勾起千古同情的“怜其远嫁”的基调。（《乐府诗集》题作《昭君怨》，《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题作《怨诗》，见《历代吟咏昭君诗词曲全辑》P2）。该诗据传是王嫱（王昭君）本人所作，诗中紧扣“怨”字铺陈点染，哀伤无助的心理独自感染人心。《怨旷思惟歌》出自东汉文学家蔡邕的《琴操》，其所记的昭君故事中写道，“昭君至单子，心思不乐，乃作《怨旷思惟歌》，曰：

秋木萋萋，其叶萎黄。

有鸟处山，集于苞桑。

养育羽毛，形容生光。

既得生云，上游曲房。

离宫绝旷，身体摧藏。

志念抑沉，不得颉颃。

虽得委食，心有徊徨。

我独伊何，来往变常。

翩翩之燕，远集西羌。

高山峨峨，河水泱泱。

父兮母兮。道里悠长。

呜呼哀哉，忧心惻伤。

   全诗采用乐府诗歌常用的比兴手法，以鸟喻人，王昭君幼时自由成长的天然丰采和人宫后长久不得宠幸的凄凉彷徨形成鲜明对比，远嫁塞外后对故土亲人无比思念的声声哀唤更是催人泪下。这种旷远的哀怨深深地触动了人们的心灵，引起了强烈的悲悯和同情，以致在当时及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大多把昭君看做命运多舛的悲剧性美女，是怜、哀、怨、叹的典型女性，却忽略了她为和亲做出的杰出贡献和久远影响，也没能去更多地关注和寻找造成她个人悲苦的真正原因——那些深层次的、决定性的因素。

西汉和昭君同时代的易学家焦延寿曾经在其著作《焦氏易林》中写过两首歌颂昭君和亲的诗（引于《历代吟咏昭君诗词曲》Pl）：

萃之临

昭君守国，诸夏蒙德。

异类既同，崇我王室。

萃之益

长城既立，四夷宾服。

交和结好，昭君是福。

这是最早吟咏昭君的诗歌，赞扬昭君和异族“交和结好”无异于是守卫国家、构筑长城，带来的是“四夷宾服”，“诸夏蒙德”的福祉。准确揭示和概括了昭君出塞和亲的意义和作用，也代表了汉代人们对和亲的看法。只可惜这两首诗未被历代昭君作品集收录，致使其颂扬贡献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远没有《怨旷思惟歌》“怜其哀怨”的影响那么大。

《琴操》是介绍先秦、西汉（只有两三首）琴曲作品的著作，记述了琴曲的作者、命意、创作背景及与作品有关的故事等，有的还附有歌词。这些故事不拘泥于史实，带有浓厚的民间传奇色彩，往往和史书有很大出入，不足作为史实确信。例如在介绍昭君故事时，关于昭君的籍贯、人官方式、出塞背景、个人意愿、出塞后事等都与正史记载不符，甚至对昭君的子女都一无所知。而且昭君出塞之事《汉书》和《后汉书》均有记载，如果真是昭君所作，这样一首有分量的诗应该不会不予收录，因为在昭君之前嫁给乌孙王昆莫的细君曾因不习惯西域生活而作歌曰——

吾家嫁吾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天子闻而怜之”，派使者带去许多礼物加以慰问。这些在《汉书》中也都有记载，可以推断《汉书》作者没有理由偏偏不辑录昭君的诗歌。（参余国钦《有关昭君三题》，《昭君论文选》P402，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而且昭君是自愿请求和亲的，到了匈奴后深受爱戴，与单于生儿育女，致力于边关和靖，这样一个深明大义的奇女子即使作歌也不会有如此悲悲切切的小女儿情怀。因此，基本可以料定《怨旷思惟歌》非昭君所作，很可能是他人甚至可能就是蔡邕自己的假托之作。即使是假托之作，笔者还是把它归入女性作品中加以考量，理由如下：其一，《怨旷思惟歌》的叙写视角、口吻都带有比较明显的女性特点，内容和《细君歌》大同小异，“怜其远嫁”的基调也基本一致，反映了当时一般女性心理。不妨将其视为女性作品。其二，它是现存第一首昭君题材叙事诗。创作时间离昭君时代较近（大约半个世纪），代表了当时的看法，也深远地影响了后人。作为一个男权时代的女性题材作品，内中蕴含的时代信息尤其是女性信息有一定参考价值。其三，就诗歌本身来说，它不失为佳作，这也是它影响久远的原因之一。此外。假托之作的作者也不排除是女性。因此，这里权且将其作为女性诗歌加以讨论。

南朝女诗人作品里的王昭君是个被宫廷画工毛延寿陷害出关的悲情女子。《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收录了南朝梁代女诗人刘绘女和沈满愿以昭君为题材的三首诗。刘绘女的诗题是《昭君怨》，五言八句：

一生竞何定，万事良难保。

丹青失旧仪，玉匣成秋草。

相接辞关泪，至今犹未燥。

汉使漠南还，殷勤为人道。

诗中满含哀怨，以悲苦怨叹为感情基调：怨命运无定，世事无奈；怨画工丑化，人生巨变：“玉匣成秋草”：怨离愁别绪幽长难言。沈满愿有两首《昭君叹》：

其一

早信丹青巧，重货洛阳师。

千金买蝉鬓，百万写蛾眉。

其二

今朝犹汉地，明旦入胡关。

情寄南云返，思逐北风还。

沈氏诗与刘氏诗大同小异，也把原因归结为昭君未按“潜规则”重金贿赂画师，导致远出乡关，万千情思徒寄南云北风。

她们的诗延续了《怨旷思惟歌》“怜其远嫁”的基调，也受到写昭君以“怜”、“哀”、“怨”著称的西晋诗人石崇《王明君辞并序》的影响。而沈满愿的祖父、著名诗人沈约曾作《昭君辞》，内中“衔涕试南望，关山郁嵯峨。始作阳春曲，终成苦寒歌。唯有三五夜，明月暂经过”这样的哀句，料想不能不给孙女以震撼。因此，她们诗作中对昭君悲苦哀怨遭际的人性化叙写，自有一种贴近个人情感的自然朴实的感染力，然而在意境上却局限于对个人恩怨的叹惋，特别是把悲剧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传说中的画工丑化所致尤显肤浅偏颇。毛延寿是东汉笔记小说《西京杂记》中极可能是虚拟的人物，未见于史书记载，本不足为凭，但却成为后世包括沈氏、刘氏在内的许多文人吟咏昭君的重要话题．有的甚至视其为罪魁祸首。只能说，作为现实中确有的一类小人的典型代表，毛延寿的形象刻画是相当成功的。

隋代的两位女诗人张碧兰、侯夫人更多地认为是幽闭失意的后宫生活导致昭君远走他乡。张碧兰描述王昭君之所以决绝地“朝辞汉阙去，夕见胡尘飞”，是由于“猗兰思宠歇，昭阳幸御稀”，猗兰、昭阳均指代宫殿，意为昭君不得帝王宠幸。侯夫人是隋炀帝的宫女，空有才情，既不被宠幸，又离不开深宫，谁能比她更痛切地清楚后宫是怎样地“密洞扃仙卉，雕房锁玉人”！后宫就是关押如花女子的深窟，是紧锁玉洁美女的雕花监牢！因此可以说她和昭君心心相通，她对昭君冲出后宫决然离去的勇敢抉择最能理解也最有共鸣。因此她揭示的原因也最为真实可信！侯夫人最后悲愤自缢而死，用不屈的生命进行了最后的抗争。完全有理由相信，王昭君如果羁留深宫，以她刚正不阿的个性．必然难免侯夫人的结局！

唐朝闺媛梁琼开始把目光投向和亲。她在《昭君怨》诗中认为是和亲致使昭君“生死毕胡尘”，一辈子留在天隔地远朔风寒雪的胡地，终老难返故乡，只能万般留恋地“回看父母国”。的确，在那交通不便的时代，如果没有胡汉和亲，谁能想象昭君会跋山涉水穿越戈壁荒漠去往遥远的匈奴腹地、如今的蒙古国首府乌兰巴托一带？应该说，梁琼跳出了个人命运和画工丑化的脆弱藩篱，找准了事件的决定性因素—一和亲，显示了思想认识上的跳跃。但其视点仅仅圈定在个人悲苦方面，于是和亲也就成了昭君个人的“祸根”：“自古无和亲，贻灾到妾身。”意思是从未有过的和亲怎么就倒霉地落到了我身上！其实粱琼不清楚，其一，和亲政策在汉初高帝时已经开始实施了。汉高帝就是听从了臣下娄敬的建议把一位皇族女子（宗女）嫁给了匈奴冒顿单于，于是结束了一场战争危机，其后惠帝、文帝、景帝、武帝也都搞过和亲，到昭君所在的汉元帝时，和亲历史已有一百七十多年，加上昭君，汉朝先后有13位女子（12位宗女，1位宫女一昭君）被选派和亲，其中11 位嫁往匈奴，2位（解忧公主、细君公主）嫁给了西域的乌孙国王。因此肯定不是“自古无和亲”，而且和亲也并非始于昭君，昭君实际是汉朝最后一位和亲的宫女。当然，和亲也并非止于汉朝，后代仍然沿用过，据统计我国历史上有过800 余次和亲。其二，昭君出塞是自愿的，《后汉书》记载她听说呼韩邪单于“愿婿汉氏以自亲”（愿意和汉朝结亲，做汉家女婿）之后，“乃请掖庭令求行”，即请宫廷批准她前去和亲，因此“贻灾到妾身”不符合史实。

宋代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曾巩等诸多著名男性文人以超乎异常的热情就昭君出塞写诗作词，遗憾的是女性昭君诗只留下杜氏妇的一句残诗“江淮幼女别乡间，好似明妃远嫁无”，此处不作评论。元代昭君题材的文学创作相当活跃，元好问、耶律楚材、马致远等不少名家写下了吟咏昭君的诗词曲剧，惟缺女性作品。推究起来，与宋元时期女性不被重视、颇多束缚有直接关系。

明代女诗人歌咏昭君的诗在题旨上又显新意。博学多才的黄幼藻留下了《题明妃出塞图》：

天外边风掩面沙，举头何处是中华？

早知身被丹青误，但嫁巫山百姓家。

作为一位女诗人，她对昭君远离故乡的悲苦之情有一种珍贵的体味和关照，出于这一朴素、细腻的情结，她撷取的角度和表达的意境都与以往有别：与其遭人耽误，远嫁异域，即使贵为阏氏，又何如当初嫁个百姓人家，守着父母做个安安稳稳的乡间媳妇！这显然不是振聋发聩的宏论，相反却是略显纤弱的叹惋，然而怨悔之间已然隐含了对女性人生追求的反思，启示人们去关注女性的生活抉择和真正价值。另一位明代才女沈天孙在不到 21岁时创作了《明妃》诗：

塞北黄沙入马蹄，玉关千里雪沾衣。

君恩不逐金刀断，漠漠香魂月下归。

（《列朝诗集》作鄞县屠长卿之女瑶瑟作）

诗人以小女儿的心思揣度昭君在黄沙漫漫、冰雪沾衣的塞北远方，是多么顽强执著地感念“君恩”（很难说她的“君恩”意指为何），多么魂牵梦绕地思念乡国！一反史上吟咏昭君的悲怨基调，歌颂了昭君的忠诚和执著。说到“君恩”，在历代尤其是早期的昭君题材诗作中，都能看到感谢君恩之类的表述，如“昔是宫中薄命妾，今成塞外断肠人。九重恩爱应长谢，万里关 山愁远嫁”（佚名《王昭君怨》），很是白相矛盾：明明深陷冷宫不被宠幸，还要长谢“九重恩爱”。其牵强的理由包括“王意本相亲”，意思是君王本来应该会对我好的，是“丹青每误身”；包括临行前君王见到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的动人风采后，吃惊与后悔之余“意欲留之”的“一顾恩”：也包括君王赠送的绸缎等物品。都是些经不起推敲的理由，其实是当时忠君思想的反映。当然，时人所说的“君恩”里，多少也带有一些家国之恩的意思。

清代昭君题材的女性诗词明显增多，超过此前历代总和的两倍：清以前历代合计仅10首，而清代就有24首。这是由于清代女诗人的创作意识及其文学地位都有所提升，其创作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和好评，使得女性文学盛况空前，女诗人尤其活跃。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统计，中国现代以前女作家（主要是女诗人）约四千余人，而清代就有三千多，作品的数量相当可观，品质也都可圈可点，涌现出数千诗作及一批闺嫒诗集，昭君题材的诗词自然也就多了起来。

清代女子的昭君题材诗词在题旨。意境方面有了极大的拓展和升华。

清初这种迹象还不明显，能找到的只有在清初闺阁诗坛享有盛誉的吟红主人王端淑的一首《明妃梦回汉宫》，基本未脱怨恨、悲悯、同情的格调，说昭君“琵琶曲尽关山泪”，“空 留遗恨在昭阳”；“旧时纵有三秋怨，不及穹庐此夜长”。诗中充溢着沉甸甸的“泪”、“恨”、“怨”。

清代中叶是女性昭君诗作的巅峰期。其时，在比较稳定繁荣的社会背景下，随着女子教育的倡导和女性文学的备受重视，女作者的表达欲望和自主思想都得到了激发和释放，于是作品中不仅仅涌动着温婉含蓄、细腻清丽的暖流，更激荡着超凡脱俗的真知灼见，时时闪现出新颖大胆的思想火花，更不乏前所未见的铿锵豪放之语。昭君题材的诗词也是如此。

女诗人们开始讨论和亲这个关键话题。女诗人郭漱玉从客观效果出发，旗帜鲜明地认可和亲：“汉家议就和戎策，差胜防边十万兵”（《明妃》），认为一人和亲抵得上十万边防兵，一和十万相比，孰轻孰重不言自明。这种认识难能可贵．因为自有和亲政策以来，统治者常常将其作为以最小代价换取边关安宁、民族和睦的首选，但文人学士们却多所指责，认为是朝廷软弱、将士无能的屈辱下策。乾隆年间颇为老到的女诗人徐德音不这么看，她在《出塞》诗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六奇枉说汉谋臣，此日和戎是妇人。

若使边庭无牧马，蛾眉也合画麒麟。

非常客观地指出：在谋臣们也没有什么好计策时，妇人去和亲不失为一种选择，只要能使边关太平，女子也就立下了大功。徐德音也持有类似观点：“和戎未得已，庙算良在兹。”（《王明君辞》）和亲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关键在于怎么选择怎么去做。云南才女李含章则认定和亲是下策（《明妃出塞图》）。有意思的是，康熙皇帝也认为虽然有时候“安边岂必事甲兵”（《王昭君》），不妨采用和亲之策，但是“和亲及增币，御边策非正”（《王明君》），觉得送美女、多给钱毕竟不是安边的正常对策。

清代中叶大多数女诗人对昭君和亲的选择和贡献满怀崇敬和赞赏，而不是悲悯。乾嘉间年轻的女诗人葛季英描写昭君出塞的情景是“绝塞扬兵赋大风，旌旗依旧过云中”（《题明妃出塞图》），犹如汉高祖刘邦口赋《大风歌》兵威远扬那般豪迈一路旌旗高扬直向塞外。毫无悲戚之意，反有壮阔情怀。乾隆时期著有《香闺集》的周秀眉独具慧眼地歌颂了昭君和亲带给塞外的蓬勃春意与和乐美好——

大造英华泄，春从塞地生。

琵琶弹马上，千载壮君名。

     （《昭君》二首之一）

她立足于匈奴角度，颂扬昭君是上天造就的精英，她的到来使得塞外大地生春，匈奴社会安宁，人畜兴旺，昭君的美名因此而千载传颂。

清中叶大多数女诗人认为昭君是有功之人，值得嘉赏。昭君自愿出塞，勇敢挑战重重困难——远离家国、环境恶劣、习俗迥异、言语不通、衷曲难诉等等，和亲靖边，出色谱写了延续六十余年的汉匈友好篇章，可以说功勋卓著。嘉庆年间名媛郭润玉盛赞昭君：“琵琶一曲干戈靖，论到边功是美人”（《明妃》），认为美丽的昭君奏出了美好的和亲之曲，应该充分肯定她的靖边之功。喜欢焚香读书吟咏，著有《淡香楼诗钞》的无锡少女葛季英提议：“他年重画麒麟阁，应让蛾眉第一功。”（《题明妃出塞图》）认为朝中悬挂功臣画像的麒麟阁里，首先应该有功劳最大的昭君的画像。

乾隆时“诗名噪甚”的云南才女李含章夸赞昭君的胸怀见识不同寻常，和杰出的男 子汉好有一比：“大抵美女如杰士，见识迥与常人殊。”她出塞靖边的选择，赢得“春花不枯秋不落，要令青史夸名姝”（《明妃出塞图》），犹如春花不谢，青史垂名。徐德音笔下的王昭君有胆有识，从容果敢：她不愿在冷宫中“孤愤幽永巷”，“孤影徒自惜”，于是“慷慨吐芳词”，“逝将靖边陲”。临行前“从容别丹殿，左右皆惊疑。朱霞映白雪，眄睐生光辉”（《王明君辞》）。重大时刻的昭君从容镇定，顾盼生辉，光彩照人。

张䌌英眼中的王昭君是位慷慨为国、英名不朽的女中豪杰。

慷慨襟怀类请缨，红颜漫道总倾城。

未妨异域埋香骨，赢得千秋不朽名。

              （《昭君》之一）

认为昭君自请出塞跟请缨作战的将士一样慷慨豪壮，令人敬佩，证明并非是美女就会误国倾城，昭君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了贡献，千古传诵，身死异域又有何妨？其诗豪放高格，境界雄奇。

郭漱玉在《再咏明妃》中写昭君在塞外“满面胡沙卷朔风”，风沙侵袭之下不免恼怒地“问谁倡此和亲议？”尽管如此，还是“寄语君王休念妾”，一个忍辱负重、深明大义、有血有肉的昭君形象跃然纸上。

清代之前，不少文人把传说中因昭君不肯贿赂而丑化昭君的画师毛延寿，看做是直接造成昭君“悲剧”的罪人，认为他实在是可鄙、可恶、可恨、可诛！南朝女诗人刘绘女曾喟叹“丹青失旧仪，匣玉成秋草”（《昭君怨》），是画师丑化，才使得昭君这块汉宫美玉成为大漠衰草。沈满愿也站在昭君角度替她设想：“早信丹青巧，重货（赂）洛阳师。千金买蝉鬓（一作画云鬓），百万写蛾眉。”（《昭君叹》之一）如果不惜重金贿赂画师换取丽容，是否可以不必远人胡关？

到了清中叶，女诗人们对昭君故事中传说的画师之事有了比较理性客观的看法。

首先，她们认为出塞和亲是昭君自己深明大义的选择，与什么丹青丑化无关。郭漱玉《明妃》：“竞抱琵 琶塞外行，非关图画误倾城。”张䌌英《昭君》：“莫怨丹青误此身，天教艳质靖边城。请看万古轮台月，照尽长门绝代人。”昭君靖边息战，是奉行天命，这位绝代佳人留下的是万古佳话，所以，昭君不冤也不怨。

其次，她们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在于君王。昭君在深宫时，即使真有画师作梗这件事，要怪也只能怪汉元帝，因为他以画取人的做法实在荒唐！“汉宫多宠爱，枉自画蛾眉。”（周秀眉《昭君二首》）汉朝那么多宫女，竟然只凭画像召幸。“按图索去太相轻，岂有芳姿绘得成！枉向宫门诛画史，琵琶出塞已无声。”（万梦丹《昭君》）把批评矛头大胆地指向了君王：按图召幸的做法太过轻率！被杀的画师成了冤枉的替罪羊，对已经离去的昭君来说已经毫无意义。“长门与金屋，权乃在画师。”（徐德音《王明君辞》）画师可以左右宫女的命运，使她们或因画中貌丑而幽居长门宫终身不得幸顾，或因美貌画像而金屋受宠，难道不是君王赋予了画师这种权利？是君王失察，用人不当，因此，“莫为丹青杀画师，君王原不识蛾眉。”（徐德音《明妃》）是君王不会识别人。何必迁怒杀画师！

再者，她们认定以昭君的人品、卓识和追求，也绝不会去贿赂画师。“先容所不屑，贿赂非无赀。”（徐德音《明妃》）她不屑于这么做，而不是没钱去做！“一日不画画千载，安有黄金百镒烦鸦涂？”（李含章《明妃出塞图》）昭君志向宏大，心有千载画轴，怎么会花钱去买一时美图？最终，她为自己留下了“雁门古冢生青芜，香溪碧水流珊瑚”（李含章《明妃出塞图》）的美丽画卷。

而且，她们已经看得很清楚：即使贿赂画师，不被丑化，结局也不见得乐观，最大的可能便是老死冷宫，何如昭君出塞和亲流芳千古。方婉仪的《次韵题明妃图》最有代表性：

画师若把黄金嘱，老守长门到白头！

冢畔青青草色稠，芳名史册著千秋。

李含章在长诗《明妃出塞图》中也一针见血地指出——

吾恐昭君当时即不点大破，未必别遣宫中都。

又况竞宁建始之间祸水作，六宫内事知何如？

即使昭君脸上不被画上丑陋的黑点，也不见得被君王宠幸，加上朝廷后宫都不太平，谁敢说她就能顺心如意？

更何况，美人的意蕴岂是画家所能描绘得出来？“岂有芳姿绘得成！”（万梦丹《昭君》）“岂是金能赂，魂消举笔时。”（周秀眉《昭君二首》）画师识别不了也捕捉不住昭君这样奇女子的神韵，一举笔，便失去了最动人的“魂”，哪是凭贿赂能解决了的问题？毛延寿也只能“吁嗟此意难描摹”（李含章《明妃出塞图》），不见得是他故意丑化。因此，该杀的也不是毛延寿，他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区区延寿安足诛？”（李含章《明妃出塞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中叶乾隆前后两位女诗人吟咏昭君的长诗：李含章的歌行体长诗《明妃出塞图》，共27句，213 字；徐德音的五言长诗《王明君辞》，62句，310 字。二诗都有较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写法上都是以叙述昭君出塞故事为主，不时穿插颇具见地的评论和极有感染力的抒情（本文已多处引用），增加了深度和分量；不同的是风格：李含章诗颇有豪放雄风，徐德音诗严谨细腻老成。

清中叶少数女诗人出于对昭君个人遭际的关怀和同情，仍存悲悯、哀婉情怀，如郭秉慧的《昭君》有句：“一曲琵琶泪若丝，蛾眉心事有谁知？”金颖第《题明妃出塞图》：“不堪回首忆长安，一曲琵琶一曲酸。马上风流青冢恨，等闲齐付画中看。”这种反映昭君愁苦、酸楚、怨恨的诗数量很少，不是主旋律。

晚清时期，女诗人的昭君诗没有清中叶那么多，群体阵势有所减弱。然而也尚有值得称道之处。

一些女诗人笔下的昭君更添了若干胆识、魅力和豪气。江西九江陈葆贞用对比手法刻画了一个明智果敢的王昭君——

紫塞长门一样悲，何须终老向宫闱。

不如绝塞和亲去，还得君王斩画师。

                 （《王昭君》）

既然出塞和留在宫中都有悲伤，何必老死宫闱！权衡之下，远出塞北既能和亲又惩罚了小人，才不失为明智之举。

刘淑慧的《咏昭君》气贯长虹，豪情万丈，高度评价了王昭君的功劳：

出舍宁辞万里遥，建功未肯让班建。

丹心不愧芙蓉面，赢得单于拜汉朝。

     盛赞昭君不辞艰辛，赢得了匈奴臣服、民族团结、国家安宁的大好局面，功劳堪比出使西域的班超，她高尚的心灵和她迷人的容颜一样美好。王嗣晖《明妃》出塞途中的王昭君神闲气定，魅力无穷：

雁声催向玉门关，一曲琵琶马上闲。

回首汉宫三十六，独留明月照朱颜。

与众多文人笔下昭君凄苦离去的背影和哀伤抛洒的眼泪截然不同，这个离开宫闱，独自远出边关，走向大漠深处的明妃，与那些独守宫中空对月的宫女相比，身上那份洒脱笃定格外光彩照人，让人耳目一新。

晚清女性昭君诗中多了一些新的见解和新的角度。如“君王事事能亲理，那见琵琶出汉宫？”（蔡泽苕《昭君》）批评君王不能亲见亲断的失漏；“千金耻买相如赋，况肯低眉暗行赂。”（刘寿萱《昭君叹》）赞美昭君的高洁正直；“琵琶幽怨分明语，碧眼胡儿泪如雨。”（刘寿萱《昭君叹》）连匈奴人也被昭君的幽怨琴声所打动。

晚清女性昭君诗中仍然可见传统的“怜其远嫁”题旨，如智圆女尼的《次韵题明妃图》、女天文学家葛宜的《昭君怨》，表达的是对昭君个人遭际的理解和关心。虽然和时代观念似有偏离，但那种出自女性的人文关怀还是能够打动人心的。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及以前的女诗人几乎都是大家闺秀，是书香门第或官宦人家的闺媛。这里列举十余位：南朝刘绘女的三个兄弟都是诗人；沈满愿的爷爷沈约是南朝尚书令、著名诗人；明代黄幼藻的父亲是苏州通判，丈夫也是官员；王端淑是明末著名文臣王思任之女，自幼濡染家学，书画兼工；李含章是清中叶李鹤峰中丞的长女，诗名甚噪，袁枚的《随园诗话》曾收录她的诗作；徐德音是明末著名文臣王思任之女，自幼濡染家学，书画兼工；李含章是清中叶李鹤峰中丞的长女，诗名甚噪，袁枚的《随园诗话》曾收录她的诗作；徐德音是乾隆时漕运总督徐旭龄之女，康熙进士许迎年之妻，至老坚持每天读书达一寸厚，曾随袁枚学诗；郭漱玉、郭润玉等四姐妹的父亲郭云麓是进土，任过知县，郭秉慧是她们的侄女，郭润玉的丈夫是两江总督，这个家族的女子个个有诗才，以文择婿，当时享有盛名；万梦丹是太史蔡寿祺的夫人，蔡泽苕是其庶女；清中叶方婉仪工诗擅画，丈夫罗聘是画家；晚清张䌌英的伯父张惠言是常州词派领袖，父张琦任知府，母汤瑶卿是著名才女，她和两个妹妹都有诗才。可知正是这种诗书、官宦的家庭出妹都有诗才。可知正是这种诗书、官宦的家庭出身，才使她们有了读书学习、吟诗作画的条件，一般人家的女性是不可能做到这些的，因此 30首女性诗作中，几乎没有出自贫寒女子的。不同于其余闺媛的侯夫人和葛季英，一位是宫女，一位是商人之女兼文人侍妾，也都有读写条件。

这种独特的官宦、诗书生活环境，必然影响到女诗人的群体特点，她们诗歌的视野、话语体系和题旨不能不带有这个圈子濡染的痕迹，这也是读者需要留意的现象。

自辛亥革命迄今，女性所写的昭君题材诗歌虽然不多，但其题旨带有鲜明的时代气息。民国时的陈逸云女士写过《吊昭君墓》一词，缅怀昭君的“报国”之举，满含敬意地添一杯土于青冢：“抔土护聘婷，草青青。”新中国的王莲芬写过《咏昭君诗二首》：

紫塞长门意不同，昭君卓见识雕弓。

干戈欲靖和亲去，鼙鼓不闻信使通。

茄月雁惊汉宫梦，朔风马疾北庭雄。

千秋佳话留青冢，芳草年年红复红。

诗中的王昭君具有远见卓识，理解呼韩邪单于跟汉朝和好的心愿，有明确的和亲靖边目标，促使汉匈和睦相处友好交往，是一位驰骋在北疆留下千古佳话的女英雄。

综上所述，两千余年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认识的加深，历代女诗人笔下的王昭君，逐渐从一个远嫁异域的哀怨女子的泪巾后走了出来，站在生活的土地上，一点点去挖掘时代的、政治的、社会的、民族的、地域的以及个人的种种蕴涵，一个有哭有笑、有血有肉的王昭君逐渐丰满起来，一个有主张、有个性、敢抉择、能作为的王昭君逐渐鲜明起来，越来越成为受人赞赏和敬重的做出杰出贡献的女性。我们从中不难看到，这些女性昭君诗的小景观里有着让人瞩目的大人物、大格局！

伴随着这个漫长过程的，无疑是女性群体的逐渐觉醒和进步，当然，还离不开这些女诗人的可贵参与。笔者也曾对各个时期昭君题材的男、女诗词做过大致比对，虽然能看出男性诗词的影响，但总体水平可以说旗鼓相当，未见逊色，这也意味着，这些女性所写的昭君题材诗词有着同样的分量和价值。

编 者 按：文章来源《昭君文化》2013年 第2期，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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