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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同昭君诗的创作特色及文学地位

日期:2022-02-09 来源:兰州学刊 浏览次数:1830次 字体大小 关闭

付兴林


[摘要]昭君故事诞生后,即不断为史书、民间传说、文学作品所丰润、加工。文同在宋代诗坛风潮带动催生下,创作了《昭君诗四首》。其四首昭君诗呈现出一诗一题又连缀成篇的主题格局,具有诗化历史与传说、构思严谨系统、感情鲜明浓烈、语言明白晓畅等创作特色。文同的昭君诗虽逊色于白居易、王安石同题材诗歌的成就,但却比苏轼高出一筹,其昭君诗具有传之久远的充足理由和不可忽视的文学地位。


[关键词]文同;昭君诗;创作特色;文学地位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16)08-0050-07


文同是宋代历经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的一位诗赋书画兼擅的文学家、艺术家。《宋史》卷443曰:“同方口秀眉,以学名世,操韵高洁,自号笑笑先生。善诗、文、篆、隶、行、草、飞白。温彦博守成都,奇之,致书同曰:‘与可襟韵洒落,如晴云秋月,尘埃不到。’”[1]与其同时而稍晚的知音好友苏轼在《书与可墨竹并叙》中称赞道:“亡友文与可有四绝,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2]文同在其六十二载生命历程、三十年的仕宦生涯中,共创作了八百八十二首诗词、一百九十六篇文章,可谓勤耕笔墨、创作赡富。单就其诗歌来讲,主要的题材类型有民生疾苦、写景咏物、民俗风习、唱酬交往、闲情逸兴以及咏史怀古,主要的体裁样式有古体诗、律诗、绝句、六言诗、一字至十字体诗等,可谓题材广泛、体裁多样、特色鲜明、成就卓然。文同的诗歌典型地体现出现实主义笔法,他的绝大部分诗歌都贴近了现实生活、仕宦生活、文人生活,但也有少量诗篇神驰思扬、超迈现实,或状写名胜古迹或吟咏历史人物,体现出追怀历史、著达史观、明心见趣的创作个性。《读武纪》《读史》《李太尉固》《赵壹》《张骞冢祠冢》《王昭君四首》即是这类题材的代表性作品。限于篇幅,文章无法对文同的咏史怀古诗进行全方位的统览观照,只拟以《王昭君四首》为考察对象,对文同昭君诗的创作特色、文学地位进行一番深入探究。


一、昭君故事及宋前昭君文学


昭君故事自汉朝诞生后即引起了史学家尤其是文学家极大的兴趣,在故事传承过程中,早已突破了原有故事的基础,呈现出传说加工色彩渐浓而本事史实成分趋淡的走势。可以说,无论是史学家或是文学家均调动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对原型故事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演绎、加工、改造。


(一)昭君故事


昭君故事最早见于史书的自然是《汉书》。《汉书·元帝纪》载:“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陲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3]又《汉书·匈奴传》载:“郅支既诛,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上书言曰:‘常愿谒见天子,诚以郅支在西方,恐其与乌孙俱来击臣,以故未得至汉。今郅支已伏诛,愿入朝见。’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3]《汉书》的记载,主要叙述了匈奴请和罢兵的背景和愿景,对元帝赐昭君之事仅只作了不能再简单的交代,或者说昭君和亲之事并不处于整个故事焦点位置。


《汉书》中“昭君赐单于”的简略故事,延传至《后汉书》出现了大的变化,故事情节显得头尾完整、曲折离奇。《后汉书·南匈奴传》载:


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耸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凶奴。[4]


由上述记载可知,王昭君明显对自己无缘进身侍奉皇帝的处境极为不满,她力图通过争取机会来改变其失意孤寂的现状。显然,这一内心幽怨、自请出塞的形象比起《汉书》中的记载要动人的多、饱满的多。


延至晋代,葛洪根据历史载记与民间传说撰成《西京杂记》。《西京杂记》对昭君之事在《后汉书》的文本上,又再次敷衍加工,使得整个故事愈发波谲跌宕、令人唏嘘叹惋。《西京杂记》卷2载:

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娴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于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春,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弃于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5]


上面文字记载,已增添了画工依人图形、元帝据图临幸和案图赐婚、画师尽皆弃市等情节和细节,昭君故事于此达于血肉丰满、波折多枝、气荡肠回的极致境地。


(二)宋前及宋代昭君文学


历史及历史小说在不断改写,丰富着初始极为简单的故事情节,塑造着原本极为单薄的昭君形象。而历朝历代的诗人们,从各自时代精神出发,带着独异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尚,对昭君故事进行了日趋赏重的吟咏。


魏晋南北朝至隋代,先后有20位诗人的22首作品对昭君故事进行了多角度的咏叹描画,知名诗人有石崇、鲍照、梁简文帝、沈约、何逊、陈叔宝、阴铿、庾信、王褒、薛道衡等。


昭君故事在唐朝,引起了诗人们益发浓厚的兴致。据笔者统计,有52位诗人创作了73首以昭君为题材或涉及昭君事迹的诗歌,著名诗人有上官仪、沈佺期、骆宾王、储光羲、李白、杜甫、刘长卿、王建、白居易、张祜、许浑、李商隐、杜牧等。


宋代吟咏昭君的诗人及作品虽相较唐朝有所减少,但仍然有37人50首的数量,其中较有影响力的作家如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曾巩、文同、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吕本中、韩驹、李纲、陆游、范成大、王十朋、周密、岳珂等。令人欣喜的是,有宋一代的代表文学样式宋词亦介入昭君题材的咏写,如黄庭坚有《水调歌头·游览》一阕,词云:“落日塞垣路,风劲戛貂裘。翩翩数骑闲猎,深入黑山头。极目平沙千里,唯见琱弓白羽,铁面骏骅骝。隐隐望青冢,特地起闲愁。汉天子,方鼎盛,四百州。玉颜皓齿,深锁三十六宫秋。堂有经纶贤相,边有纵横谋将,不减翠蛾羞。戎虏和乐也,圣主永无忧。”[6]秦观有《调笑令·王昭君》一阕,词云:“回顾。汉宫路。桿拨檀槽鸾对舞。玉容寂寞花无主。顾影偷弹玉箸。未央宫殿知何处。目送征鸿南去。”[6]周密有《杏花天·赋昭君》一阕,词云:“汉宫乍出慵梳掠。关月冷、玉沙飞幕。龙香拨重春葱弱。一曲哀弦谩讬。君恩厚、空怜命薄。青冢远、几番花落。丹青自是难描摸。不是当时画错。”[6]由此可见,词的表现领域、抒情功能已无限放大,并由婉约词家主动渗透浸漫到咏史怀古类题材中。


二、文同昭君诗的多重主题及创作特色


在宋代文人昭君类题材中,文同的昭君诗《王昭君四首》,数量无人企及,可谓独占鳌头。不仅如此,他还以昭君诗为媒质,抒情写性,判是论非,言志评理,故而取得了较高的文学成就。这四首诗究竟创作于何时,现已无从查考坐实,但从诗题来看,当作于同一时间。据清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所云“荆公明妃曲二曲,同时欧阳修、刘原父、司马君实皆有和篇”[7]可知,王安石率先唱撰《明妃曲二首》,一时都赚得包括欧阳修等诸多文人竞相和作。也或许,文同的《王昭君四首》即是在此一诗坛风潮的影响催生下一气呵成的。


(一)多重主题


文同的《王昭君四首》,每首诗围绕一个中心,四首诗篇蝉意联,构成多重主题。


其一云:


不惜将黄金,争头买颜色。妾貌自可恃,谁能苦劳力?[8]


很显然,此诗针对王昭君自恃貌美、不肯贿赂画工以求博得皇帝召见临幸的史传而发:本姑娘不愿意拿出黄金,争先恐后地去贿赂、收买画师,以图将自己的画像描画得明艳入眼。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位绝世佳人,终究有一天会被皇帝发现、宠幸、珍视,岂能以不公平、不光明、不正派的手段去劳心费神、苦谋力求呢?由诗可见,王昭君是一位有主见、有自信、有个性、不媚俗、不轻浮、不屈服的女子,她既有外美,又有强大的内心世界。该诗主要刻画了王昭君坚强的性格和她对后宫自处生活的择选。


其二云:


绝艳生殊域,芳年入内庭。谁知金屋宠,只是信丹青?[8]


据《琴操》载:“昭君,齐国王穰女。端正闲丽,未尝窥门户。穰以其有异于人,求之者皆不与。年十七,献之元帝。元帝以地远不之幸,以备后宫。积五六年,帝每游后宫,常怨不出。”[9]由此段资料可知,王昭君17岁入宫,到22、23岁时仍湮没无闻。显然,上诗关合着《琴操》和《西京杂记》的传述内容,主要揭示王昭君无缘恃君承幸的外在原因:极美的佳人生长在偏远的秭归,时值芳春妙龄选入元帝后宫。可谁曾料想元帝在金碧辉煌的寝宫里所宠幸之人,完全崇信依赖画师所描画的宫女图像而定。王昭君既有“绝艳”之容貌,又有“芳年”之青春,得以进身皇宫,照理应有好的际遇前程,但因汉元帝后宫太多,难以一一察视遴选,为避繁琐、为图利索,便命画师图貌写形,以此案图选人、召见临幸,最终王昭君被画师使坏作孽,错失机缘佳期。该诗既悲叹王昭君的不幸,同时又指斥汉元帝的昏庸与荒谬。


其三云:


几岁后宫尘,今朝绝国春。君王重恩信,不欲遣他人。[8]


此诗紧扣《西京杂记》中“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娴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5]的记载,主要写昭君去国别君时的光彩夺人和元帝悔恨无奈却又重信于人的情性:数年在后宫遭受冷遇默默无闻如尘埃灰土,今朝赐婚遣行时光鲜亮丽超过了后宫所有青春佳丽。君王信守诺言,因此之故,即使内心再愧疚、再懊悔,也不愿改弦变卦,以他人替我代行。这首诗中,既有对昭君的同情,又有对昭君终现金光成色的礼赞; 既有对元帝重信守誉而自食苦果的微嘲,也有对元帝情急事危只顾体统而不欲挽救事态的失望。历来触及昭君故事的作品,大致对元帝不会给予正面褒赞,此诗可谓别具只眼,算是在冷讽之中体现出些许理性的肯定。此处有必要对第二句“今朝绝国春”的理解略作辨析。《文同全集编年校注》对该句的注解为:“绝国:即绝域、异国,指远离中原的南匈奴(今内蒙古自治区) 。绝国春谓王嫱被许配匈奴单于。”[8]《文同诗选》对该句的注释为:“绝国春:绝国即‘绝域’、‘异国’,指远离汉地的大沙漠(南匈奴所在地。今内蒙古)。春,春季,指时间。此句与上句对,是指两种不同的处境,不同的心情。”[10]笔者以为,上述两种注解均着眼于王昭君命运之转机迁变,以汉家与异域、中土与瀚海的地里空间为阐释依据,摇拉镜头、飞跨疆界,具有大气包举、境大界开的优长。但是,很明显,这样的理解未必为善、未必吻合作者原意。首先,作为一首绝句,在体式结构上是没有作对的内在要求的,故将首句与第二句看成是两两作对并籍此作出阐释,这就会由观念错误导致解读失误。其次,《王昭君四首》是诗化的历史,作者在四首诗中流贯着明晰的创作思路,即以诗的形式吟咏王昭君从前往后的命运历程。倘若我们将“绝国春”按照以上的理解去框套的话,将会遇到三四句无法顺序衔接的逻辑问题。也就是说,诗章的意脉会错丛芜杂,不成体系。再次,“绝国春”在语序节奏上既可断为“绝国”-“春”,即绝域里的春天、春色,但也可断为“绝”-“国春”,即绝杀超越国都后宫的青春佳丽。而后一种理解,才能与下面的“君王重恩信,不欲遣他人”相接相连,构成转折、递进、戏剧的逻辑力量和审美效果。


其四云:


极目胡沙满,伤心汉月圆。一生埋没恨,长入四条弦。[8]


此诗主要写昭君的去国怀乡之情和失意怨尤之意:置身绝域异国,放眼天边地头,满眼飞沙滚尘;举目南天苍穹,故国的月亮再度中天盈圆,让人好不思乡、好不伤感。这一辈子被迫远走异域绝塞,那失落的酸楚、埋没的深恨,只能化作哀回低沉、不绝如缕的音符时时倾泻在琵琶声中。这首诗既有昭君生存环境的描写,又有其怀恋故土故国情怀的抒发,更有其掩抑不住的酸楚心声的倾诉和失意灵魂的抖落。应该说,在《王昭君四首》诗中,此诗的感情基调最为低沉抑郁,自悲身世命运,尽显凄怨苦调。


(二)创作特色


文同的《王昭君四首》不仅主题明确、倾向鲜明,而且体现出很高的艺术造诣,展现出别致的创作特色。


首先,诗化历史与传说。《王昭君四首》紧扣历史记载与演绎小说,截取最能展现人物命运的关键节点,精心提炼,着意敷衍,以诗道史,既有所依托、主线明晰,又利用五言绝句体式紧凑、语言浓缩的特点,形成诗性的内涵和诗意的画面。


其次,构思严谨系统。四首诗既单独成章,又缀成整体;既构成一个一个场景画面,又组成蝉联而下的四个画面、四个层面,从头到尾勾画出昭君命运发展演变的历程和关捩要段,透现出其悲剧命运形成的内因与外因及其个性品貌及内心郁结,具有极强的组织性、关联性、逻辑性。


再次,感情鲜明浓烈。四首诗完全采用第一人称的抒情视角,或展现自己倔强不屈的个性,或揭斥元帝滑稽荒谬随意任性不负责任,或冷讽元帝铸错不悟一错再错,或感怀离乡去国失意不甘。总之,四首诗紧紧围绕“我”字展开,闪跳着昭君起伏躁动的灵魂和她对自己命运的强烈观照。


第四,语言明白晓畅。四首诗除关合史实与传说外,无使事用典,无生僻字眼,充分发挥了五言绝句短小精悍的体式特点,简洁勾勒,娟秀轻便,平淡处传神写照,晓畅中明心见性。这与西昆体诗歌追求富事赡典、讲究华词丽句、注重声谐律精形成了鲜明对比,与白派诗人王禹稱所提倡的“句易道,意易晓”,以及欧阳修等文坛健将所开创的纡徐和缓、自然晓畅的新诗风相契合、相呼应。


三、文同昭君诗的文学地位


昭君题材在唐宋时期曾引起诸多诗人的关注和书写兴趣,先后有87位作家创作了123首诗词,其中不乏名流大家和精品佳作,著名诗人如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等,其创作的作品也都各具特色而流芳后世。下面拟将文同的昭君诗与上述几位名家的同题材作品进行一番比较,以见出文同昭君诗的文学地位。


(一)文同与白居易昭君诗比较


白居易诗集中存有6首昭君诗,分别创作于年少时期、贬谪江州时期、迁转忠州时期。


白居易最早的昭君诗为创作于贞元三年(787)“时年十七”的《王昭君二首》。其一云:“满面胡沙满鬓风,眉销残黛脸销红。愁苦辛劳憔悴尽,如今却似画图中。”[11]其二云:“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11]两首诗中,王昭君流露出了强烈的自怜、哀伤与希君、恋君的情怀。三十年后,即元和十二年(817),白居易在江州司马任上写下了《昭君怨》,诗云:“明妃风貌最娉婷,合在椒房应四星。只得当年备宫掖,何曾专夜奉帷屏? 见疏从道迷图画,知屈哪教配虏庭? 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11]在该诗中,白居易早年所体现出的温柔敦厚、希圣恋君的心态不见了踪影,代之出现的是在昭君身上赋予了前所未见的胆气和怨气,即直接对汉元帝的寡恩薄意进行揭斥、嘲讽。两年后,即元和十四年(819),白居易由江州司马任调忠州刺史。于溯流而上途中,先后写下三首昭君诗。第一首为《题峡中石上》:“巫女庙花红似粉,昭君村柳翠于眉。诚知老去风情少,见此争无一句诗?”[11]第二首为《过昭君村》:“灵珠产无种,彩云出无根。亦如彼殊子,生此遐陋村。至丽物难掩,遽选入君门。独美众所嫉,终弃于塞垣。唯此希代色,岂无一顾恩?事排势须去,不得由至尊。白黑既可变,丹青何足论?竟埋代北骨,不返巴东魂。惨淡晚云水,依稀旧乡园。妍姿化已久,但有村名存。村中有遗老,指点为我言。不取往者戒,恐贻来者冤。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瘢痕。”[11]第三首为《青冢》[11]“上有饥鹰号,下有枯蓬走。茫茫边雪里,一掬沙培塿。传是昭君墓,埋闭娥眉久。凝脂化为泥,铅黛复何有。唯有阴怨气,时生坟左右。郁郁如苦雾,不随骨销朽。妇人无他才,荣枯系妍否。何乃明妃命,独悬画工手?丹青一诖误,白黑相纷纠。遂使君眼中,西施作嫫母。同侪倾宠幸,异类为配偶。祸福安可知,美颜不如丑。何言一时事,可戒千年后。特报后来姝,不须倚眉首。无辞插荆钗,嫁作贫家妇。不见青冢上,行人为浇酒。”[11]很明显,随着政治气候的向好趋松,这三首诗所体现的创作心境、情感倾向与两年前的《昭君怨》已绝去甚远,其中几乎消除尽净怨君谴君的情绪,而更多的是对元帝的宽恕谅解,对毛延寿之流的画师作祟使坏的憎恶与斥责。应该说,白居易在6首昭君诗中表现出了多维复杂的立体情怀,这种不断摇摆变化的情怀实际上与其人生阅历、仕宦经历有着密切的关联,诗人很好地利用昭君历史题材的多棱性表达了其恋君、怨君、恕君的三段动态心态。


有了以上的基础,我们就可以对比白居易与文同昭君诗的各自特色了。其一,白居易有昭君诗6首,文同有昭君诗4首,在数量上文同逊色于白居易。其二,白居易的6首昭君诗前后绵延时间达33年之久,而文同的昭君诗为一时之间一口气所作,所以白居易的咏史诗创作本身就构成了一段历史,而文同的咏史诗却少此战线和由此带来的纵深感、沉重感。其三,白居易的6首昭君诗体式不同、类属多样,有七言绝句、七言律诗和五言古体,有讽谕诗、感伤诗和杂律诗; 而文同的4首昭君诗从体式上看乃清一色的五言绝句,从情感抒发的角度看多体现出感伤、婉讽的基调。从这一点讲,白居易的才情与驱遣各类体式的能力较文同为优。其四,白居易与文同的诗都呈现出主题多元的特点,但白居易用6首诗的篇幅展现的是其辗转起伏的仕宦心路历程,而文同用4首昭君诗吟咏的是历史人物王昭君命运流转的历程及原因。“咏史诗的寄托往往是古代的史料,当代的现实,作者的身世,读者的知人论世四者合一的产物,是多种因素的复合体。”[12]“咏史诗虽然以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吟咏对象,但它并非简单地述古叙事,而是借古人古事来表识见,言志向,咏胸怀,抒感情,即借助对历史人物的追慕和赞赏,表达自己的理想和向往,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的评说,表明自己的政治信念;或通过对历史人物不幸遭遇的同情,抒发自己的身世感慨,总之,它熔述史、达识、抒情于一炉,将历史和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3]如果按照这一原则来衡量,则白居易的昭君诗就达到了古为今用、借史托怀的目的,而文同的昭君诗则黏着于历史人物本身,欠缺书写历史的灵气。职是之故,应该说文同的昭君诗不及白居易的昭君诗成就突出。


(二)文同与王安石昭君诗比较


王安石于仁宗嘉祐四年(1059)创作了《明妃曲二首》,一时之间逗起许多文人学士跟风唱和的兴致,由此可见王安石本人的感召力及其昭君诗的影响力。其一云:“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著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氈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7]这首诗主要截取两幅画面,一幅是昭君别君去国时风姿照人、耸动圣心的场面,一幅是昭君远居万里毡城而生出的浓烈思亲念家之心的画面。毫无疑义,这类主题情感在此前诗人的笔下亦曾闪现,但王安石该诗之所以响彻当时、震撼后世乃在于其两处精警新奇的议论,即“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和“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前句看似替毛延寿作翻案文章,实则是遗貌取神,突出王昭君的气质神态;第二句则将王昭君憔悴失意的感受放而大之,于慰抚宽劝中表达了作者看透君恩和生活的睿智与理性。其二云:“明妃初嫁与胡儿,氈车百辆皆胡姬。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汉恩自浅胡自深,人身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7]该诗主要对昭君离乡去国时的不舍伤感及客死异域的凄凉结局表达怜悯痛惜之意。其所抒发的感情亦未必有特别新鲜之处,但作者以琵琶为链接道具,关联勾合,使所抒之情清晰集中。尤为重要的是其中颇具胆识勇气的精彩议论-“汉恩自浅胡自深,人身乐在相知心”,这种一反汉胡之防、亲夷贱华的不伦之词,的确有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感愤力量。王安石昭君诗之所以引起他人的指摘诟病,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但任何事物皆有其两面,王安石昭君诗之所以名声鹊起、炳彪千古,其核心原因亦在于此。


一代宋调,其最为突出的特点当属引议论入诗。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中就曾指出:“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14]当然,严氏在此处并非是在肯定宋人的这一创作特点,而是作为负面的缺陷予以抨击,但由此可见出宋人作诗的好尚。就王安石与文同的昭君诗来看,两人最为显眼的地方不在数量的多寡,不在体式的相异-王为流利洒脱的七言古体、文为如与人晤的五言绝句,主要在于王安石在两首诗中能叙议结合,于关键处适时引发沉思,有效开掘出理性的深度,从而予读者以新人耳目、不同凡响、酣畅痛快的张力与美感。如实说,文同的《王昭君四首》也具有一代宋诗喜好议论、擅长议论的特点,他的每一首诗除第四首的第四句外,完全遵循着前两句或写景或叙事,后两句就此发抒感慨、展开议论、表达识见的运笔规律。尽管文同为达此境做出了不小努力,尽可能通过申发使自己的诗歌具有感人、震心的力量,但不可否认,若与王安石无所顾忌、放性而为的新奇、警策、精深的议论相比,文同诗的议论力量就相形见绌,不免有小巫之嫌。这或许与文同文人气太重、立身处世谨小慎微的性格有关,与宋时党争激烈、文网密匝、文人惧祸心理有关。《文同全集编年校注·前言》中有如下一段评述:“王安石称他为‘循吏’。他对宋神宗、王安石推行的新法采取不偏不倚、不急不缓的态度,以‘中道’即中庸之道去推行新法。”[8]从此中我们大体可体察文同所处的政治生态及其处世行事的风格,也能明白何以他的昭君诗在震撼人心方面、对当时和后世影响方面不及王安石的深层原因了。


(三)文同与苏轼昭君诗比较


文同与苏轼据称是表兄弟关系,两人在文学、艺术领域里的交往颇为频繁,互赏程度也极高。文同年长苏轼约18岁,苏轼对这位仁兄可谓优礼有加,在其文集中多有与文同来往的书信以及对文同墨竹画论的称55赏。今苏轼诗集中存有《昭君村》一首,我们不妨于此对这两位知音好友所创作的昭君诗予以考察比较。


苏轼的《昭君村》云:“昭君本楚人,艳色照江水。楚人不敢娶,谓是汉妃子。谁知去乡国,万里为胡鬼。人言生女作门楣,昭君当时忧色衰。古来人事尽如此,反复纵横安可知。”[2]此诗为6句五言、4句七言混装的杂言体诗,作者选择这一体式乃着眼于抒情的自由度、随意性。苏轼此诗主要娓娓细道王昭君一生的生长离散,于其中用变调反跌的手法突显了其命运的乖戾,从而对王昭君给予无限感叹和同情,甚而流露出为其命运不公打抱不平的义愤。当然,最后两句与王安石等人的诗歌所具有的尚议论特点一样,苏轼以昭君之事为触媒,进行了推导联类,发出了引人深思反省的哲理扣问-自古以来的事情就像昭君的命运一样令人难以预料,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纠缠交结一起,哪里还能看得清、想得透、掌控的了呢?


比较苏轼与文同的昭君诗,可以发现:其一,文同有系列昭君诗4首,而苏轼只要1首,这一点文同已占上风。其二,文同4首诗四个主题,以前后相续的四个横切面构成了昭君一生命运推进的纵切面。苏轼1首诗只有一个主题,他在诗情诗意的推进过程中,展示了昭君生命历程中令人惊艳、哀痛、忧郁的几个层面。但即便如此,若从故事的完整性来讲,显然文同的诗更具可读性和吸引力。其三,文同的诗简洁明了,绝去僻字奥典,无晦涩难懂之处,可谓脉络清晰,主旨明确,到口即消。苏轼的诗比起文同的诗更显莞尔轻松、悠游不迫,更具慢条斯理的气度。诗中至少三处使事用典,在增加书卷气、风雅相的同时,造成了理解上的一定难度,略损诗章阅读的流畅性。是故钱钟书先生在论及文同诗风时指出:(文同)“诗歌也还是苏舜钦、梅尧臣时期那种质朴而带生硬的风格,没有王安石、苏轼以后讲究词藻和铺排典故的习气。”[15]这一论述或可挪借用来审视评说文同与苏轼的昭君诗。其四,文同的诗一副接一副、一环套一环,具有前启后承的逻辑顺延性;苏轼的诗为了照顾前六句、后四句形式上的整饬划一,把从故事延展的顺序上看本该置于五、六句的“人言生女作门楣,昭君当时忧色衰”和本该置于七、八句的“谁知去乡国,万里为胡鬼”强行进行了颠倒错位,如此导致诗意的阻断、逻辑的散乱。就此而论,文同又有胜出苏轼的地方。


总之,文同的昭君诗有不如白居易、王安石的地方,但也有超越文坛大家苏轼的地方。这一创作实践说明,创新出奇之大不易;也由此说明,文同的昭君诗虽不算绝好,但有文豪表亲苏轼映衬托举,起码居于中上无甚问题。因此之故,文同的昭君诗具有流布后世的实足理由和不容忽视的文学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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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编 者 按:原文引自《兰州学刊》2016年8月,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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