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胜，刘婷

[摘要]从地灵与人杰、时代与英雄、命运与素质、形象与原型四个层面探讨昭君当时的社会生活环境、时代背景以及个人行为，分析“和合”图腾(意识)与昭君出塞和亲蕴涵的群体文化与个体社会化现象，进而了解“和合”图腾符号(意识)与昭君出塞和亲行为相分离的过程及单个主体与客观存在条件的关系，试图揭示昭君文化传承不断的内外张力。

[关键词]昭君出塞;群体文化;个体社会化;和合;文化传承;物质关系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8)06－0106－04

在人类通过“和亲”协调部落或民族关系的历史上，“昭君出塞”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昭君出塞和亲的影响不仅及于当时汉、匈两国，而且一直延绵到后世，播布于民族间友好往来，传承于民间，屡见于精英阶层的文山词藻中，其成因何在?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基于“文化就是物质关系的一种反映，又能够再生产出这些物质关系;物质领域的现实与文化领域的现实是相互分离的，它们之间存在因果互动”[1]的认识，探讨昭君出塞的社会生活环境、时代背景以及个人行为，以描叙单个主体与客观存在条件的关系，进而了解“和合”图腾(意识)与昭君出塞和亲行为相分离的过程和内外张力。

秭归，王昭君的故乡。古秭归的地理、人文、历史环境构成了昭君早年生活的物质关系，是昭君一生社会生活的文化基础。汉、匈关系构成了昭君青年社会 生活的物质关系，是昭君一生社会生活的文化精华。一嫁再嫁的风俗异化与变通构成了昭君进一步升华的社会生活的物质关系，是昭君一生命运的写照。昭君故事蕴涵的文化现象再现了民俗、家庭、民族以及国家的社会关系。卢卡奇认为，把握文化的现实需要分析文化的物化现象。真实的知识，真诚的文化表现形式，都必须依赖于对总体性的感知。惟一能够切实把握现实的真实文化的，正是把单个主体与客观存在条件系统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化知识体系。从人类及其活动与关系中抽象出的东西(文化)，越来越被当作实存的，与生产它们的人相分离。文化逐渐与基本人性相脱节或相分离，继而转过头来驾驭它。人们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虚幻的客观性”，一种自主性，看似极其理性，无所不包，以至彻底掩盖了其本质的一切痕迹。

本文拟从地灵与人杰、时代与英雄、命运与素质、形象与原型四个层面分析“和合”图腾(意识) 与昭君故事蕴涵的群体文化与个体社会化现象。

地灵乎 人杰乎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精神生活的过程[2]。不同地域的社会环境制约着生于该地域人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过程。“在财产的不同形式之上，在存在的社会条件之上，耸立起整个上层建筑，包括不同的、具有独特形式的情感、幻觉、思想模式和生活观。”[2]昭君早年生活的南郡秭归县，是一个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地域，既有浓厚炙热的爱国情怀，又有果敢豪迈的蛮夷风尚。

昭君早年生活地域曾经是巴国、楚国长期争战，交相统治的区域。西周初期，巴人参与讨伐商王朝的战争，作战勇敢，受周王室分封，在汉水流城建立巴国。巴国的地域北到汉水上游，南及大巴山，东至襄阳，西至渝东。战国初期迫于楚的势力，巴国举国南迁至长江干流，与楚、邓、庸、蜀等国交往频繁，文化上互相影响，也与这些国家不断进行兼并争战。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年)灭巴以后，置巴郡。汉代，巴人属于“巴郡南郡蛮”，散居在巴郡、南郡一带。巴人不但作战勇猛刚强，以致被称为“神兵”，而且能歌善舞，极其乐观。在极为艰难困苦的荒莽大巴山、秦岭中，自强不息，世代繁衍。身处于其间的南郡秭归县汉族人不可避免受到巴人的文化影响。自强不息、果敢刚强、能歌善舞的昭君行为留下了浓烈的巴人文化印记。

兴山属于古称夷陵地区的文化圈，夷陵地区是古代巴文化的摇篮、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这里区位优势独特，物华天宝，群峰竞秀，无峰不奇，无石不异，地下溶洞密布，洞外奇岩夹径，山石嶙峋，钟灵毓秀，古木森森，万木争荣，疏影遮日，溪流纵横，碧绿多姿，宛若仙境，令人流连忘返，以及高山对崎的西陵峡，群峰峥嵘，礁密滩急，江流如沸的，奇绝险绝，扣人心弦。优美的自然环境孕育了楚文化奔放飘逸、睿智自信[3]、果断顽强、开拓流溢的特质。周厉王时(公元前857－842年)，熊绎后裔，熊挚封至兴山，筑高阳城。秦、汉时期，这里属荆州南郡秭归。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不畏权势，为当时当地人们传诵。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这里还“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在这样丰富物质条件的生活环境中，个人受集体的压抑较少，生活情感活跃，个体意识比较强烈，形成了桀骜不驯、自信果敢的楚人性格。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人自己往往自称:“我蛮夷也。”一直到汉代，楚人性格仍是举名。自愿请嫁匈奴的昭君不无楚人的性格。

香风古韵赋予昭君以灵性，青山绿水孕育昭君以“落雁”美貌。南郡秭归的文化熏陶了它的子民，内化为人们的行为、习俗以及南郡秭归人的性格。古时婴儿出生3个月以后由父亲命名，或“以德命为义”，或“以类命为象”。《左传·桓公六年》记载，昭君及乳名皓月，蕴含父母对其成长、发展的期望。故乡形塑了昭君之素养，昭君渲染了故乡之遗风。昭君以家乡为根，家乡以昭君为荣。昭君文化再生产出以其为核心的各种物质关系。四周青山环抱，修竹拥翠，四季花果飘香的昭君村双溪夹流，人以村传，村以人名，香溪河因“昭君浣纱、溪水尽香”而得名，留下了昭君宅、梳妆台、娘娘泉、后花园、抚琴台、紫竹苑、昭君书院、楠木井、浣纱处、琵琶桥、大礼溪、小礼溪、珍珠潭、选妃台、离乡滩、昭君渡等20多处遗迹遗址。

昭君故事的基础是地灵，亦是人杰。

时代乎 英雄乎

在时代与英雄的关系中，梁启超认为，英雄固能造时势，时势亦能造英雄，英雄与时势，二者如形影之相随，未尝少离。既有英雄，必有时势;既有时势，必有英雄[4]。人们一般认为时势孕育英雄，英雄通过自己的努力顺应时代而成为英雄。从社会文化互动层面，时代与英雄是一对矛盾，英雄不能离开群体，群体需要个体，特别是需要为群体作出贡献的个体，群体与个体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不同群体给出彼此竞争的观念系统的场合，行动者将会得到选择的机会;而在群体提供独立或互补的观念系统场合，则可以自由地阐释观念系统[5]。

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 最终的结构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 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6]汉代需要为整个国家对外交往作贡献的个体，需要用女性的青春年华、美貌、才华、婚姻、家庭乃至生命换取汉民族的利益，需要小我以成就大我。匈奴需要为整个国家构建泛家庭化的对外交往 作贡献的个体，以有效途径获取匈奴族群体的利益。汉、匈婚姻往来构建了和合文化的内核，这种和合文化内化为昭君与呼韩邪的结合。

汉初，居住在北方的匈奴族在冒顿单于的统治下，势力空前强大，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史记·刘敬传》)。汉高祖七年(前200年)，陷入冒顿单于的四十万精兵包围中，周围的汉军没法救援，汉高祖被围困在白登山(《史记·匈奴列传》)。汉王朝遂行和亲政策。元光二年(前133年)马邑之战，汉武帝结束前朝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开始对匈作战，派卫青、霍去病征伐，大举出兵反击匈奴，匈奴势力渐衰。

年年争战，民不聊生，战争对民生的破坏是必然的。据《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第六十六下》记载，早在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颁下《轮台罪己诏》:“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边境的困扰，又使得汉王朝不得不提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汉王朝需要安宁的边塞环境，需要“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然而，战事一直延续到公元前36年，汉西域副校尉陈汤发西域各国兵远征康居，击杀与汉为敌的郅支单于，消灭了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匈奴国同样需要边塞的安宁，需要缓解民生的压力。公元前57年，由于天灾、人祸及汉军的打击，匈奴发生分裂,，出现五单于并立局面。公元前53年，呼韩邪单于归汉，引众南徙阴山附近。

“人群之所渐渍、积累、旁薄、蕴蓄，既已持满而将发，于斯时也，自能孕育英雄，以承其乏。”[4]公元前33年，汉元帝为结束百余年来汉同匈奴之间的战争局面，以宫人王嫱(昭君)嫁呼韩邪单于，恢复了和亲。汉、匈两国需要和平，需要“有利益及于人群，要不过以其所受于人群之利益而还付之耳”[4]的人。面对呼韩邪来汉求亲，昭君因“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主动提出“乃请掖庭令求行”(《后汉书·南匈奴传》)。王昭君的出现是偶然也是必然。后来，呼韩邪死，昭君请求归汉，未见允许，王昭君仍然以大局为重，忍受极大委屈，按照匈奴“父死，妻其后母”的风俗，嫁给呼韩邪的长子复株累单于雕陶莫皋。综观王昭君主动提出“乃请掖庭令求行”和请求归汉，未见允许，仍谋大局，从胡俗，忍委屈负重的言行，我们应辩证地看待“积悲怨”之说。王昭君的历史功绩，不仅仅是她主动出塞和亲，更主要的是她出塞之后，使汉朝与匈奴和好，边塞的烽烟熄灭了半个多世纪，增强了汉族与匈奴民族之间的民族团结，是符合汉族和匈奴族人民利益的。“英雄之能事，以用时势为起点，以造时势为究竟。”[4]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十分残酷，血流成河，“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平民之家走出来的女子，顺应历史、社会发展趋势，巾帼不让须眉，其功堪比一条长城，反映了各民族人民向往和平之愿力，留下了经久不衰的民族团结与“和合”的佳话。

命运乎 素质乎

昭君一生经历了三种社会生活的境况:浣纱香溪的早年家乡生活，掖庭待招的皇宫生活，恩爱受宠的大漠草原生活。“从一种处境到另一种处境的转换，带来意识内容的转化，在前一处境下，意识的内容是统治意识形态的产物;在后一处境下，则存在一种对社会安排的激进变更的信念。”[7]昭君三次处境的转换，均蕴涵了群体意识与对社会安排激进变更的个体意识冲突，最后以个体意识的突破而满足群体意识的需求，获取群体利益，重构个体社会化与群体文化的和谐。

汉王朝统治下，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把道德纲常的本原提到了宇宙论的高度，赋予封建道德以至高无上 的神圣品格，对妇女提出三从四德的要求。王昭君作为齐国王穰女儿，早年家乡生活没有烦恼的究绊，知书达理，“颜色皎洁，闻于国中”(蔡邕《琴操》)，具有传统女性的良好品德。凭借纯粹的文化手段对社会生活思想的控制，以使知识、价值与标准可以遂社会群体的意愿而被加以操纵[8]。公元前36年，汉元帝昭示天下，遍选秀女。王昭君为南郡首选。元帝下诏，命其择吉日进京。其父王穰云:“小女年纪尚幼，难以应命”，无奈圣命难违。作为统治阶级“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率土之民，莫非王臣”的意识，朕即国家的皇权思想，促使了王昭君泪别父母乡亲，登上雕花龙凤官船顺香溪，入长江，逆汉水，过秦岭，历时3月之久，于同年初夏到达京城长安，为掖庭待诏。个体意识对社会安排激进变更的冲突下，故土难离的昭君在皇宫“心有怨旷，伪不饰其形容”，昭君秀外中内、刚正不阿的个性使得“帝每历后宫，疏略不过其处”(蔡邕《琴操》)。

据《汉书·元帝纪》记载，匈奴“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汉、匈两国和好，汉元帝“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在国家的意志和国家利益面前，昭君虽然作《怨旷思维歌》，但她深明大义，以果敢气魄前往大漠草原，完成个人社会化的成功转型。“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后汉书·南匈传》)。文化具有一种意识形态功能，它劝说或约束人们去接受那些与其利益根本对立的处境[1]。王昭君的再嫁与汉代三从四德发生冲突，不合汉族的伦理道德。王昭君可叹可赞，与其说是命运的安排，更是群体文化的塑化。自身价值最大化为群体物质利益，构建汉、匈两国的和谐相处。

“和合”文化的魅力，带来汉、匈间60年和平，乃至更长友好往来的时期，并作为一种强化的图腾符号被后世继替，一直延续到唐王朝。南匈奴内附，北匈 奴大部分内附，及至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民族、部族间个体婚姻交往延绵不息。

形象乎 原型乎

一般来说，人物形象高于人物原型，形象是在原型的基础上创造、光大而成的，是实与虚的有机和完美结合。王昭君的事迹，不仅刊于正史，坊间关于王昭君的故事亦流传甚广，文人墨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籍诗、词、小说、戏曲创作以抒胸臆。据统计，古往今来反映王昭君的诗歌有七百多首，与之有关的戏曲、小说近四十种，写过昭君事迹的著名作者五百多人。清光绪年间，永康胡凤丹月樵氏辑录为《青冢志》十二卷，收集昭君相关诗歌五百零三首。建国以来，影视制作不下十余部。王昭君故事甚至传颂于国外。据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阿部泰记研究:“王昭君故事傳到日本，通過漢詩、唐樂、和歌、物語、謠曲、小歌、歌舞伎、繪畫、琵琶歌、新體詩、講談、小說漫畫等種種的形式接受;他考证，奈良時代(相當於唐代)，“遣唐使”(630—907)帶來了律令，宗教，制度，文學等文化，而文學中有“詩歌”，日本人學到了“詩歌”，自己也創作了“漢詩”，漢詩集收載中國“詩歌”和日本“漢詩”，王昭君故事題詠在這“詩歌”和“漢 詩”中……其中收載釋辯正(生卒年不詳)的漢詩二首……其第一首《五言與朝主人》雲:“鐘鼓沸城闉，戎蕃預國親。神明今漢主，柔遠靜胡塵。琴歌馬上怨，楊柳曲中春。唯有關山月，偏迎北塞人”。甚至明治時代(1868—1912)，保育唱歌和幼稚園唱歌(王昭君故事)進行女子教育。《保育唱歌》第八十首《王昭君》，全五段，歌詠了王昭君的一生。”所有这些，促进了王昭君的形象的塑造和故事的演绎。

然而，王昭君的形象塑造的最大的特点在于，其人物的真实性，其原型已趋于完善，本身已有生动、鲜活的故事。人们所要做的是讲好故事。

综上，我们感到:南郡秭归(今湖北省兴山县)的自然与人文环境赋予了王昭君独特的气质，汉、匈之间的特定时代关系与昭君出塞和亲展示出小我服从大我的悲壮画面和柔性的力量，三从四德的伦常纠结与昭君一嫁再嫁、大漠落雁的命运深化了和合文化的再构。

闺楼待字-养于深闺良家子，

掖庭待诏-锁在幽宫见定心。

初嫁匈奴-苍茫不负巾帼志，

再婚王子-适从异俗识胸襟。

塞外埋骨-英华早逝千秋月，

青冢碧草-昭示胡汉一家亲。

参考文献:

[1]Malcolm Waters.Modern Sociological Theory[M].London:Sage Publication Ltd，1998:227－229．

[2]Marx K.Classes，Power and Conflict[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

[3]刘玉堂.楚人的精神长项与性格短板[N].《济南时报》历下亭·特刊，2009-05-28．

[4]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英雄与时势[N].清议报(第27册)，1899-09-15．

[5]Archer M.Culture and Agency[M].Cambridge:CUP，1988:275．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7[248，532，697．

[7]Marx K F Engels.The German Ideology(Part One)[M].New York:International，1970．

[8]Kolakowski L.Main Currents of Westren Marxism:Vol.3，The Breakdown[M].Oxford:OUP，1981:242．

编 者 按：原文引自《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11月第38卷第6期，因排版需要，原文脚注省略，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