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探讨弘扬昭君文化的现实意义是一个应该深入研究的课题。要想让昭君文化更好地为现实服务，首先应该了解昭君文化的本质，也就是实质内涵，或曰精髓。

昭君文化，林干教授《对昭君文化的理论研究》一文中，这样总结：“昭君文化就是以王昭君这个历史人物和昭君出塞远嫁漠北匈奴政权的杰出首领呼韩邪单于的历史事件为标志，实现了漠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统一；出现了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的民族团结局面；出现了北方游牧经济与中原农业经济的协调发展所产生的、属于中华民族传统范畴的优秀文化。换言之，昭君文化就是以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结合为基础，以昭君出塞为标志，以建设和提高内蒙古首府文化及促进内蒙古经济文化发展为目标，有助于孕育民族团结的凝聚力的优秀文化。”从广义上讲，文化是人类克服自然的活动，因此本人在《昭君文化价值论》一文中把昭君文化简述为“是对她（昭君）的历史、事迹、遗迹、精神以及历代形成的大量文学艺术作品的研讨，对现今昭君文化现象的反思及开发利用的活动”。这是用现代的大文化的视角去概括昭君文化。我们命名的昭君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显著特征是：昭君文化是指通过某种方式，促进两个地区（古代氏族、部落、国家等）经济文化交流、共融，达到和平相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活动。这就是昭君文化的本质。

纵观人类发展史，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是主线，是人类得以生存、延续、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准则。昭君文化历久不衰，影响深远，自昭君出塞以来，就成为政治家的焦点议题，文学艺术家创作的热门选题，人民群众传说演义的经典话题，到今天成为企业的知名品牌。昭君出塞和亲，为汉、匈两族人民带来和平，得到人民的尊敬，受到历代人民的怀念、敬仰，这是昭君文化历久不衰的根本原因所在。

昭君作为“和平使者”当之无愧，在人民群众心中，她是万能的“和平女神”。就对地区和平贡献而言，古今中外，昭君应该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况且昭君形象光彩，荣登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四美”之首，褒誉度最高；德行高尚，千年来受世人爱戴尊敬，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更何况文人骚客；传奇人生，成为文学、艺术创作的最热题材，创作者的最好选题，各种形式、体裁多样的创作千年来不断涌现，收藏家伍胜利说仅清末至民国初年出品的昭君艺术品已达二百多件，在世界各大图书馆都藏有与昭君相关的文学艺术作品；综合竞争力最强，是大腕中的大腕，古今中外，多少名人说昭君、论昭君，到今天仍是政治家的好牌、企业家的品牌。如此，昭君文化成为人类社会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是最为恰当的。

我们要尊重历史，昭君出塞是为实现政治统一、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政治婚姻。虽然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有很多种，但在昭君所处的时代，“和亲”不失为上策。

在人类发展的长河中，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直到近代工业化开始之初，人类社会就一直处于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对峙时期。由新石器中期出现的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人类社会开始了第一次大分工。这在考古资料中已得到印证。在新石器中期的考古发现中，之前遗址中出土的生产、生活用具（如尖状器等）相似性较大，后期差别开始出现，以内蒙古西部与山西北部相比，内蒙古西部以大窑为代表的遗址中出现了大量的砍砸器和刮削器，而山西北部仍以尖状器为主。尖状器是农业生产工具，播种之用。而砍砸器、刮削器是畜牧业生产工具，用于砍砸兽骨、刮削兽肉。大窑文化正是以龟背形刮削器最为典型，并因独特而命名。典型生产工具的差别，代表着生活方式的转变，人类社会已进入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由于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经济的互补性，决定了两种文明形态将处于相互对抗之中。农业文明需要游牧文明的奶、肉、皮、毛充实自身的衣食住行，游牧文明需要农业文明的粮食和纺织品等，因此这两种文明形成辩证对立的相互关系。在中华大地如此，世界各地也如此。只不过是在中华大地上，因两者规模都较大，而在世界上最具代表性。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集团实际上是经济利益集团。在中华大地上，农业文明政权与游牧文明政权常出现对峙，如汉与匈奴、唐与突厥、宋与辽金等。其实两者俱存俱荣才是完整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国的《二十四史》，从系统性角度来看，应该只是半部中华民族史。封建国家只用汉族或农业文明的视角来著述历史，中华文明的另一半———游牧文明的历史在史籍中显得支离破碎。还好，由于中国史家的客观原则，使得这一半仍有大量资料，只是不太成系统而已。中华民族自称“华夏”，实际上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由“华”和“夏”共同组成。“华”者“花”也，代表农业文明，“花”图腾后立表为“华”，也就是“华”是把“花”图腾化了的表意。华表是当今中华民族的“图腾柱”，整体是花的形状，干顶上开花状，干上攀龙。龙为动物，被视为多种动物的合成者，龙是当今中华民族的物图腾。动物图腾者自称“夏”，夏字从“目”即眼、从“女”指四肢，最上部代表角或耳，有眼、角、四肢，表象为动物，代表游牧文明。因此古称“华夏”就说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各民族自古就有血肉联系，是真正的兄弟。这对借此来破坏中华民族团结的人来说实是妄想，是维护中华民族团结、增强凝聚力的有力保障。本文限于篇幅，仅列几点：

中国史册的执笔者代表农业文明或是汉族士大夫，或是受汉族影响较大的少数民族士人，因其阶级立场、认识上的局限性，对少数民族记述出现系统性偏少，多蔑称，这我们应该谅解古人，但史籍也明确记载，少数民族始终自认为源出“夏”，如《史记》“匈奴，夏之苗裔也”等。

实际上应该这样理解，在以农业为经济命脉的中原地区，出现了夏、商、周、秦、汉、隋、唐、宋等为国号的不同朝代，以游牧为经济命脉的北方草原，出现了以匈奴、东胡、鲜卑、突厥、辽（契丹）为号的不同阶段。匈奴臣于汉，鲜卑融入汉，突厥臣于唐，宋臣于辽、金，元跨欧亚，融农、牧、商成为世界上疆域最大的帝国。明与后元分治，清统一，这才是完整的中华民族历史的全面表述。

从世界的角度看，在历史上经济较为发达的亚欧、北非这两个大区域中，东方中国中原地区以农业为经济主体，中国北方为游牧经济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畜牧业），在中亚、两河流域、北非尼罗河流域，以农业为经济主体，环地中海以商业为主，阿尔卑斯山以北，农、牧、商的规模都不及上述地区发达，这样的格局一直持续到近代工业革命前夕，直到欧洲的海上殖民贸易时期仍如此。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农业经济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出现了封建制度。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经济规模效益的需要出现了政治的大一统趋势，在秦汉时期实现了这一统一大业，并得到巩固。秦始皇经十多年的战争完成了规模经济需要的政治统一，实现货币、文字、度量衡、车轮距等的统一，连箭头都实现了统一标准生产。从此中国成为世界之巅，经济、文化、政治处于领先地位。大范围的相对和平对虽然以小农个体经济为主体的中国，客观上出现了规模经济效益，国力日渐强盛。

在欧洲，这样的大统一时代，直到今天仍在进行中，虽然出现过几个较大的帝国，但它们的经济是建立在垄断与中国的贸易的巨大利润上，中国的蚕、茶、丝绸、瓷器在西方语音中以近乎相同的发音成为中国的代名词，成为东方黄金国度的名片，也维系着西方帝国的统治力量，一旦贸易利益不稳，其帝国也便陷入分崩离析。甚至到近代仍有像拿破仑、希特勒这样的战争狂人，试图以武力战争来实现欧洲的统一政治。在工业发展、经济工业化的过程中，欧洲以科学技术进步取代了中国农业经济的“世界之巅”，正如李约瑟所言，“是中国的四大发明才照亮了欧洲”。就科学技术单项成果来说，中国一直领先于世界，所以有比欧洲早“几百年”的种种发明创造。然而正是这些在欧洲得到了重新的系统的提升，成为人类进入工业社会新的发展动力，直到今日仍引领着世界潮流。欧洲在新机遇面前把握住了机会，借助于殖民贸易中的原始积累发展起来，经蒙代尔“欧元之父”实现了统一货币。现欧洲经济共同体才向政治角度“欧盟”转变，而中国春秋战国时的哲学代表“诸子百家”学说，现在在欧洲得到了比在中国还多的重

视研究，因为这些思想是实现统一的哲学基础。汉语热，孔子学院在多国成立，孙子兵法得到各国各界重视，都说明这一点。

在人类发展史中，经济基础是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属于上层建筑，是其一部分（其他还包括宗教、文化、艺术、哲学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漫长的农业、游牧业对峙发展过程中，各经济集团，为保护其利益，其上层政治集团，便在双方的对峙中，以“和”或“战”维护着各自的利益。纵观人类发展，以“和”为主，以战为辅，当一些集团，因利益起贪欲时，便要打破已有的获利规则，就是今天商业贸易中所谓的“规则”或曰“游戏规则”，在国际关系中的若干“国际法”或“公约”，这些“获利规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双赢的，对经济发展是有益的。但因某一集团要获取更高的垄断利益时，平衡被打破，即古语的“失衡”，便会发生争执，以商谈等方式无效时便出现战争。

在中国，由于地域、自然条件等因素，在人类社会处在农、牧业对峙时期的过程中，中原以农业为经济主体的汉族政治集团和北方以游牧为经济主体的被称为少数民族政治集团，由于经济上互补，在政治上表现出时而联合，时而战争的局面。两部分自称为“华夏”的兄弟间上演着一幕幕“战”或“和”的剧目。由于规模经济较为成功的农业在政治经济文化处于领先地位，被史书称之为北方少数民族的上层便经常希望能“入主中原”。同时，北方少数民族集团在世界历史上扮演着东西方商业贸易的中间人。加之，游牧经济受自然条件影响的脆弱性，使之成为依附农业经济的一部分，他们既向往农业经济的繁荣、稳定，又不愿放弃“商人”的利润，因而被中国封建史家一直视为农业政权的威胁者。当然这也是为保护其利益。当双方的获利规则遭到破坏时战争便不可避免。虽然是短时间的，但也给双方人民造成极大的痛苦。由于自身发展阶段、实力等方面的因素变化，使得上层政治集团，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策略来处理双方的关系。由于战争的破坏性和对利益的损坏性非常大，一些较开明的政治家便多采用“和亲”等方式维系双方的关系。

由于“昭君”在这类事件的代表性，影响深远性都无人能及，昭君文化成为人类发展史中“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至今对世界和平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昭君文化的核心是和平，表现形式是以“和亲”促和平，促发展，共同繁荣。昭君出塞和亲是政治婚姻，从婚姻发展的历程中，从早期族内群婚、族外群婚、对偶婚、一夫一妻（一夫多妻），这仍是族外通婚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政治集团的族外婚中，自五帝时就有，“尧帝妃苗女”，夏商周三代亦有，周王有胡姬等，中国史籍处处可见，唐“文成”、明“三娘子”更为人们所熟知。

民族是氏族之后逐渐由同地域、同地理、同文化、同语言的集合。在欧洲就传说着种种王子、公主的故事，俄亚卡捷林娜女皇是德意志王国之后，欧、非有动人的“埃及艳后”的政治婚姻。在比比皆是的政治婚姻中，效果最好、影响最大、影响时间最长的是昭君，被人民群众称颂的更是以昭君为最。

因而昭君被称为“和平使者”，人类和平的化身是不为过的，是农牧业对峙时期的对人类世界发展极有贡献的历史人物。

在当今世界，由于工业文明的推动，信息业的蓬勃发展，世界经济逐步一体化。虽然以政治婚姻解决冲突的作用越来越小，但其意义仍在，精神实质长存。昭君文化所倡导的“和平相处、共同发展”在今天的人类世界仍有价值。经济上的双赢，是现在的表述语，与和平相处共同发展实质是一样的，实际上应表述为“政治上和平相处，经济上共同发展”更为恰当。

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是为现实社会发展服务的，人类世界经工业化的统一标准，信息产业的突飞猛进，世界经济逐步趋同。但我们同样应该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准则没有变，仍然是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发展状况。只是，各行业所占比例不同而已。当今世界经济，多数工业尤其是近代工业，已进入微利时期，只有与信息业相关的产业发展空间较大。但信息产业仅仅是信息处理的一种快捷方式，这个产业从产生起，就是依附于已有的几大产业。只是能改善传统产业的部分流程、速度等，并非直接改造传统工业本质性的方面。从根本的角度看，信息业只是一种服务业，一种处理信息，服务于工、农、商的附属产业，与随着人类生活方式改变而服务于人类衣、食、住、行的其他服务业没什么两样，并未改变人类的根本生存方式。人类仍是需要摄入足量蛋白质及微量元素，呼吸空气的一种动物，仅仅是有智慧的高级动物而已。提供足量蛋白质、微量元素，仍以食为主。因而现代农业，才是最大的发展方向，是最大的利润增长空间，现代农业已不同于传统靠天吃饭的种植业和放任自然的养殖业，而是随着工业、科技的进步，以工业机械代替人力、畜力，以科技手段替代传统培育方式的种植、养殖相结合的向立体化方向发展的新型农业。这将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根本，是中华民族的真正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