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9年7月5日        来源：《昭君文化》       作者：林翰  

对昭君文化的理论研究

（林翰  内蒙古大学教授）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每年都举行昭君文化理论研讨会，看来“昭君文化研究会”和学术界都很重视昭君文化的理论研究。这是十分必要的。所谓理论研究，就是指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运用到“昭君文化”这个范畴和学术领域中来。理论是用来驾驭史料的，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昭君文化的研究将会失去正确的方向。但理论不能代替史料、抛弃史实。那种离开史料和史实去空谈理论的治学方法是不足取的。故从理论上去研究昭君文化，必须以第一手资料和确凿的史实为依据，然后用科学的理论去驾驭它和处理它，使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既不是堆砌史料，更不是用史料去代替史学和文化的内容。理论来源于实践，但反过来又能推动实践并预示实践的行程，故不能轻视。昭君文化内容丰富，需要研究的理论问题很多，这里仅能举出几点，略抒一得之见。

一、昭君文化的性质和内涵

何谓昭君文化？昭君文化就是以王昭君这个历史人物和昭君出塞远嫁漠北匈奴政权的杰出首领呼韩邪单于的历史事件为标志，实现了漠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统一；出现了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的民族团结的局面，出现了北方游牧经济与中原农业经济的协调发展所产生的、属于中华民族传统范畴的优秀文化。换言之，昭君文化就是以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结合为基础，以昭君出塞为标志，以建设和提高内蒙古首府文化及促进内蒙古经济文化发展为目标的，有助于孕育民族团结的凝聚力的优秀文化。

昭君文化虽属文化范畴，但“文化”这个概念，在目前国内外学者中对它的认识尚不一致，众说纷纭。而且文化又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分，有时“文化”还往往与“文明”并提。
那么昭君文化究属物质文化，抑属精神文化？昭君文化与昭君文明又有何区别？我个人认为：第一，文化是人类克服自然的程度的表现。因为克服的程度不同，因而各个民族的文化程度，发展有快有慢，有高有低，有文有野。但因克服工作不断进行，克服手段不断改进，因而文化程度不断提高，文明不断进步。第二，人类在克服自然的过程中，因制造工具的材料不同，或用石器，或用铜器，或用铁器，因而反映了人类克服自然的三个不同时代———石器文化时代、铜器文化时代和铁器文化时代。第三，人类克服自然的结果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形态就谓之文明。例如劳动工具、生产工具、生活用品、战斗武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等，都是文明的表现形态。因之，文化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文明也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昭君文化主要属于精神文化，它所反映出来的文化形态就是昭君文明的形态。但昭君文化也不是完全没有物质因素，例如昭君墓、碑，出土的“单于和亲”瓦当，昭君品牌的商业和企业等，都是属于昭君文化范畴中的物质因素和物质文明形态。故在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主持下编撰中的这套《昭君文化丛书》，既有专从历史、文学、 艺术等属于精神文化方面的论述，也有如《昭君画册》（丛书之一）所收集的属于物质文化方面的器物和艺术品（照片和拓片）。

昭君文化既然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故研究昭君文化就是研究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虽然昭君文化有它自己的特性和特定内容，但特性也是作为共性的基础之一而存在的。故研究昭君文化不能离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整体而孤立地进行，必须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整体中去把握它的特性，注意正确阐明昭君文化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整体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和所起的特殊作用。

二、昭君文化形成的过程

王昭君是公元前33年（西汉元帝竟宁元年）出塞的。早在昭君出塞前的十八年（公元前51年，汉宣帝甘露三年），自汉初以来约一百五十年间（公元前201-前51年）匈奴与汉朝对抗的局面已经扭转，以呼韩邪单于为首的漠北匈奴政权业已归附汉朝，接受汉朝中央政府的领导，成为汉朝的藩属，漠北与中原已经统一。因此呼韩邪才会于公元前33年由漠北前往汉朝首都长安朝见汉帝（这是呼韩邪归附汉朝后第三次入汉朝见汉帝），并在朝见期间表示“ 愿婿汉氏以自亲 ”（即愿当汉家女婿以便与汉朝进一步亲近），汉元帝才会把王昭君许配给他为妻，这才会出 现“昭君出塞”和亲的历史事件。

呼韩邪的附汉及漠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统一，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汉、匈两族的历史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其中有漠北游牧经济与中原农业经济互相依存、互相调节、互相促进和共同发展的经济基础，也有漠北草原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互相结合、共同创造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文化基础。因而昭君出塞后之所以能够出现北部边塞六十余年“黎庶（人民）无干戈之役，数世不见烟火之警（没有战争），牛马布野，人民炽盛”和两族开关“合市”的繁荣局面，以及汉、匈两族长期友好团结合作的关系，都是建筑在上述漠北与中原的政治统一、匈奴与汉族的民族团结和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的协调、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的结合的基础之上的。

由于昭君出塞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及其产生的巨大影响，引起了后人对她的崇敬和景仰。因此两千多年来，以王昭君为题材的诗词、戏剧、小说、音乐、绘画、雕塑、电影、电视剧、歌剧、舞剧、现代交响乐、邮票等作品，连续不断地被创造出来。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第二个女子能够受到历代如此众多的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长期的倾心和青睐。唐代初期（公元7世纪初期）以后，在各地又出现了许多昭君墓，其中以坐落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郊的“青冢”出现最早（约出现在唐初），也最为著名。进入近代，外国（如日本、越南、英国、德国、法国、匈牙利等国家）也有学者在研究王昭君并发表了一些著作。从此昭君这个人物越出了国界，逐步登上了国际舞台。

以上都是属于与昭君有关的文化现象（文明形态）———物质文化现象和精神文化现象。这些文化现象逐渐普遍化和大众化。在我国改革开放（1978年）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昭君”命名的商品和企业也出现了，如昭君烟、昭君酒、昭君绒毛衫、昭君大酒店、昭君商店（专售妇女用品）……均驰名中外，因而昭君文化又扩展为昭君企业文化。

由于昭君出塞事件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有利于凝聚各族各阶层人民，有利于发展社会经济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而呼和浩特市的“青冢”（不论是真的或是假的），尤其被各族人民视为“民族团结的象征”，长期受人瞻仰。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更广泛的范围和更深入的层次去研究昭君问题的专家学者日益增多，有关昭君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不断举行，学术论著时有出版。2000年6月在呼和浩特市党委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还成立了研究昭君的专门学术机构———昭君文化研究会。因此“昭君文化”的命名正式被提出、被公认，并聚集了一批有志于研究昭君文化的学者和对昭君文化有兴趣的人，对昭君文化及其相关的问题进行多方面的探讨，于是“昭君文化”的名称正式形成。随着昭君文化研究的不断展开和深入，我认为不久的将来，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昭君学”也可能建立。

三、对涉及昭君文化的若干 理论问题的辨析

（一）昭君文化是以昭君出塞和亲为基础而逐渐形成的。但昭君出塞这个历史事件涉及政治方面和政策方面的问题较多，常常被一些非马列主义者所误解或曲解，混淆视听，故须辨明，例如史实表明，昭君出塞和亲是扮演着一个民族友好使者的角色，但有人认为她是一个“特务”，是汉朝派往匈奴单于庭的一名“国际间谍”。又如昭君出塞时远嫁至漠北的匈奴地区，当时早已成为汉朝的藩属，漠北地区业已和中原地区统一（至唐朝则正式列入中国版图）。但后来在1921年外蒙古宣布独立（漠北地区在清朝初年以后称为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1924年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称蒙古国）。那么当时漠北地区的历史文化是属于中国的历史文化，还是属于外国的历史文化？匈奴族是属于中国民族，还是属于外国民族？汉、匈关系应按国内民族关系处理，还是按国内民族与外国民族之间的关系处理？这些问题，我在拙著《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新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三章业已辨明，即匈奴是中国民族，1921年 外蒙古独立前漠北地区是中国的领土，漠北地区的历史文化属于中国文化，漠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包括匈奴）与中原汉族的关系按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处理。此外，在另一本拙著《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四章还有专论“匈奴是中国民族 ”的章节。《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新论》一书受到党中央的鼓励，荣获中宣部1993年度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又如有些外国学者认为游牧经济文化与农业经济文化是不能调和的，只能是对立，因此提出了“游牧文化圈与农业文化圈二元对立”的错误理论。这种理论，我亦于 拙著《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第十章中予以辨正。上述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不把它提到理论的高度去研究、去分析，是很难加以正确阐明的。

（二）昭君出塞所起的主要作用是进一步巩固和促进民族团结。而我们今天研究昭君文化的目的也是为了促进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团结和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因此从理论上阐明一下有关民族团结的问题，将有助于昭君文化理论研究的深入。民族之间的团结是一种政治现象，它在阶级社会中是一种功利主义的结合。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在古代，每一个民族都是由于物质关系和物质利益而团结在一起的。”马、恩还举例说，如各个部落的敌视、袭击和防止被袭击而联合起来等等。因此在古代，有时许多部落便组成部落联盟，如匈奴部落联盟、东胡部落联盟、鲜卑部落军事大联盟、早期蒙古的蒙兀室韦部落联盟……这些部落之所以要联合，除了政治上的利害关系外，还有经济上的利害关系，才使他们不得不组成一个联合体。故古代民族团结的情况，有的是在总体利益一致之下的团结，有的是在局部利益之下的团结，还有的则是在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地点和特 殊的条件之下的团结。

民族团结问题属于历史范畴，是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经济文化形态，特别是受阶级的 影响与制约的，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但在总体上来说，是不断前进的和不断改善的。严格说来，真正的民族平等团结关系的建立，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后才开始实现的。这是民族平等团结关系的新的里程碑，而这个新的里程碑是经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由旧里程碑逐步演进才达到的。

须要注意：在阶级社会中，各民族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但是我们今天却要用平等的眼光去看待和处理历史上各民族不平等的地位和现象，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同时，民族平等团结关系是相对的，我们既不能以今天民族团结关系的性质、标准和内容为尺度去否定或贬低历史上的民族团结关系，也不能无视时代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把历史上的民族团结关系与今天的民族团结关系等同起来。此外还应注意，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民族团结关系的建立，大多是在民族隔阂、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民族自我保护之下孕育、发生的，是以统治民族中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民族中的统治阶级的局部功利为条件的。那个时期的民族团结关系的建立，大多带有很大的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

例如上述汉宣帝时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之所以愿意归附汉朝，主要原因在于他当时被郅支单于（呼韩邪之兄）击败，漠北单于庭（统治中心）被郅支占领，他率领部众仓促南逃，处境艰难，且将会受到北面郅支和南面汉朝南北夹攻的危险。正如他的重臣左伊秩訾王所说：“今事汉则安存，不事汉则危亡。”所以他不得不投到汉朝一边，在汉朝的保护下，在今内蒙古呼、包二市一带驻牧了8年。及至郅支统治乖方，在漠北无法立足，西迁中亚之后，他才回到漠北的单于庭去。公元前36年，郅支在中亚被汉将陈汤发兵击杀，呼韩邪又感到他原先在郅支与汉朝之间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已经失去，为了进一步巩固他的政权和统治地位，并进一步取得汉朝对他的信任和支持，才于公元前33年再一次入汉觐见汉帝，并提出要当“汉家女婿”的。而汉朝也是为了保持漠北地区的稳定和北部边境的安宁，宣帝和元帝才先后答应他的附汉请求和把王昭君嫁给他为妻的。故后来呼韩邪把王昭君封为“宁胡阏氏”（阏氏音烟支，匈奴语妻、妾之义），意即匈奴得了昭君为妻，从此匈奴（胡）部族可获得安宁。汉元帝亦把昭君出塞之年（公元前33年，建昭五年）改为“竟宁”元年（汉代“竟”即“境”字，故“竟宁”即边境安宁之义）。这就可以表明当时双方民族团结关系的实质和政治内容。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虽不时发生矛盾、冲突和战争，但随着社会历史的前进，通过战争以外的种种方式，如和亲、迁徙、杂居、通婚、政治交往、经济文化交流等，都推动着各族之间，特别是推动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的关系不断改进，其主流和总趋势是融合和团结的因素愈来愈增多，隔阂和分离的因素愈来愈减少。其间各族人民群众的和平相处、频繁接触和经济文化交流，尤其成为贯穿整个中国漫长历史中的一根轴线，成为各族之间紧密团结的社会基础。故研究昭君出塞和昭君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于此可见。

四、要用21世纪的眼光去 研究昭君文化

      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中国现已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及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故以民族团结和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为内容的昭君文化，在今后的研究中，应立足内蒙古，面向全国，跻身世界，以21世纪的新眼光去总结过去的研究成果和扩大它的内容，使它适应21世纪的新形势，与时俱进，并提高自身的价值，启示未来。

当今世界的主题虽是和平与发展，但国际性区域间的纷争仍不断出现，世界仍不太平。国际纷争的原因很复杂，而民族问题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故扮演民族友好使者角色的王昭君，不仅受到中华各族人民的极大敬仰，而且也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各族人民的普遍重视和欢迎。在世界历史上，哪一个民族内部不团结或哪一个多民族国家中的各个民族彼此互相敌对，其后果必然招致本民族自身的削弱或受到外国、外族的欺凌。故昭君文化的研究和弘扬，其意义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世界的。其次，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今后中国将会进一步开放市场，更多地吸收外资和扩大与各国的贸易往来。因此由昭君文化导致的昭君企业文化，其作用显得特别突出。21世纪的世界是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时期，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和贸易竞争十分激烈。而我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创新”是夺取经济竞争、贸易竞争和企业竞争最有力的制胜手段。故创新精神既是昭君文化的生命力，同时也是企业文化的生命力。昭君文化的创新，包括挖掘有关研究昭君文化的新资料，提出新理论，新见解，运用新方法，写出符合新时代精神的著作。而企业文化的创新则包括原料创新，工艺创新、产品创新、品牌创新和经营管理的创新。因此各国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懂得：要使国力增强、财富增值，必须繁荣经济；要使经济繁荣则必须依靠企业兴旺，而企业之能否兴旺，关键在于企业家的文化素质。故企业文化的创新必须与昭君文化的创新结合起来，使企业文化具有民族化、多样化，并带有昭君文化的斑斓色彩和新时代的精神，这样企业本身的生命力也就增强了。

《光明日报》2002年5月9日(A4版)有一则以《呼市用“昭君”打造城市名片》为题的报道，反映了我们要用21世纪的眼光去研究昭君文化的观点。现摘要录下，作为本文的结束：

“被公认为我国‘民族团结’象征的历史人物王昭君，正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对外交流合作的‘代言人’。前不久，国家旅游局将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确定为全国100个民间艺术节活动之一。以弘扬昭君文化，增进民族团结，促进经济发展为宗旨的昭君文化节，是内蒙古地区最大的文化经贸平台。自1999年举办以来，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呼市将利用‘昭君’的丰富文化内涵和知名度，打造一个对外开放的城市文化品牌，以加快呼和浩特与国内外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步伐。……每次昭君节，海内外客商云集，各国艺人荟萃，成为呼和浩特走向世界、展示形象的名片和平台。今年，昭君文化节将更加突出‘呼和浩特与世界同行’的主题。”

我们应该努力争取做到“昭君文化与世界文化同行”，与时代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