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诚之   [作者郝诚之，男，汉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研究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2001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同志明确支持内蒙古自治区深入开展昭君文化研究，要求：“研究昭君文化，弘扬优秀传统，增强民族团结，促进经济发展。”西部大开发10年，内蒙古自治区的“中国·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办了11届，不但使“民族友好使者”王昭君的金字招牌名扬全国，而且从亚洲、欧洲到美洲，享誉世界。今年第21届国际科学与和平周主办单位和组织委员会研究决定，授予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国际科学与和平周特别贡献奖”，并为此向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市委、市政府，向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会长郝存柱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2010年2月5日，该组委会给呼和浩特市的贺信中称：“近年来，贵市成功地举办了十届昭君文化节，昭君文化节的知名度、影响力越来越大。昭君文化以民族团结、合作发展、共同繁荣为核心，以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为目的，成为促进民族团结、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课题，是顺应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这一潮流的时代产物，为建设和谐世界做出了自己不懈的努力。”这是对历史文化名城呼和浩特市两千年民族团结优良传统的赞扬，也是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120万字的三卷巨作《东方和平天使王昭君》的回应和2009年中央电视台《华民族》栏目推出四集历史专题片《昭君出塞》的高度肯定。在西藏“3.14”事件和新疆“7.5”事件相继发生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科学发展观中的“民族团结观”的深入宣传。如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国家民委于2009年召开电视电话会议专门部署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专家们认为，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湖北省兴山县为代表的、从长城带到长江带的昭君出塞研究是完全正确并富有战略眼光的；也是以大中华、大历史、大文化新视角，深化、细化国情教育、国史教育、国学教育的有益探索。诚如国家民委主任杨晶同志所言：“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的成果通过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深入研究和科学解读，全方位揭示了长城内外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联系和交流，不仅为国内外朋友深入了解王昭君架起了一座桥梁，而且也为大力弘扬民族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提供了很好的教材。”我们非常同意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的观点。他于1961年深入内蒙古自治区考察后，以散文体写出了题为《内蒙访古》的研究报告，说内蒙古有一个“永远不会被人忘掉”的“古迹”，那就是“在大青山脚下的，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因为两千多年过去，草原民族的后裔仍以昭君在我们身边为荣，所以翦老说：“在内蒙古人民的心中，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人民日报》1961年12月13日第三版)人们越来越领悟到：从汇集先秦礼仪方面论述的《礼记·王制》中所记载的、肇始于夏代的“中国戎狄，五方之民”(即中原加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到近代在建立中华民国后，实行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大中华的文化指归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费孝通先生语)。没有跨地域、跨民族、跨文明的文化互补、平等对话、碰撞交融、国家认同，就没有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国的硕果仅存。研究昭君出塞文化现象及取得认同的过程，就是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多源一体”的国情、国史、国学的过程。接触的有关史料、田野调查和民间资料越多，就越能感到：历史的结论在民间；历史的走向靠人心；中国的力量在统一；中华的贡献是和谐!

一、从“昭君是福”的汉代新诗到

“爱国可敬”的胡适评价

“文人是时代的歌手”，“诗歌是历史的镜子”。我们在重新发现的一批昭君诗和几位集大成专家成果的学习中坚定了这一信念。昭君出塞是胡汉和亲史上平等联姻的范例。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从汉代最新发现的反映昭君史事评价的诗来看，当时老百姓对她的跨族婚姻，是很欣赏、很赞同的。据内蒙古师范大学可咏雪、余国清两位老教授考证，自昭君出塞不久，民间就产生了与她有关的文学作品和歌舞。与昭君同时代的焦延寿就赞扬昭君出塞：“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合结好，昭君是福。”肯定昭君出塞是为了民族间“交合结好”，肯定昭君是国家之“福”、人民之“福”。(焦延寿《焦氏易林·萃之临》《萃之益》，见《四部备要》，又见《易林注》，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我国大中华、大历史、大文化的民族观是“和而不同”，绵延不绝。不像英国，只重血统。而文化合，价值观合，则民情合。文脉通，礼仪通，则人气通。两千年前，汉代对匈奴的吸引，就不是追求土地、人口、物质财富的控制，而是以“礼仪”等价值观使其“乡慕”。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司马迁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我国自秦代起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根基扎实，文化传统深厚，各民族都为“共求大道”而“各写千秋”，都对汉字为纽带的“书同文”“礼同伦”和统一为荣的“中央集权制”有高度的认同。国学大师冯友兰先生说得深刻：“中国”一词，在古代“文化意义最甚，民族意义较少，国体意义尚无”(南文瑛《解读“China”》，香港《镜报》月刊2004年2月号)公元前33年，北方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对汉朝由武力对抗到友好来往、文化求同的理由可能很多，但“不忘恩德，乡慕礼仪，复修朝贺之礼”(《汉书·元帝纪》)，主动来汉朝称臣，“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以结永久之好(《汉书·匈奴传》)是一条重要的原因之一。据清代文史专家胡凤丹辑录的《青冢志》统计，仅卷四至卷十二的“艺文”部分，按照题材列古今昭君作品古今体诗和摘句，就收录诗歌509首，词2首，摘句43句。(王作良、冯文俊、魏金贵《历代昭君作品辑录述论》之援引，《2009中国兴山昭君文化高层论坛论文集》第441页)据王文龙先生统计，东汉后，几乎每代都有咏史诗，题材广泛，又有一些热门题材，特别是一些历史人物，如咏昭君、咏西施、咏荆轲、咏诸葛亮、咏岳飞等。其中以咏昭君最为突出，现存咏昭君诗达六百余首(《古代诗歌题材类型八种之源流》，《百科知识》1992年第7期)。据内蒙古大学人文学院马冀教授“不完全统计”，“历代正史、方志、地理、游记和文集、笔记、诗话等著作中涉及王昭君史料和评价的近一百种；历代歌咏王昭君的诗词近一千首；戏曲约五十种；小说约二十种；已搜集的民间故事约十五种”。这些文化积淀都体现着当时人们对王昭君的认识和评价，有着鲜明的观点和倾向，是我们今天研究王昭君的基础，为我们提供着无数的启示。(见马冀《王昭君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郝存柱主编《昭君文化高层论坛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据湖北大学蒋方教授考证，汉代已有关于王昭君的歌曲在流传。昭君故事在汉魏六朝时期通过四种途径传播：正史的记载、歌曲的传唱、小说的传讲和文人的题咏。她说，在两汉、魏晋和南北朝时期，音乐成为昭君故事传播与接受的重要形式。仅石崇的配乐演唱的《明君词》，就演变出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曲调的不同版本。陈朝释智匠《古今乐录》称，石崇所作《王昭君》，不仅演唱，而且配以歌舞，影响颇大，“梁天监中，司宣达为乐府令，与诸乐工以清商两相閒弦为《明君》上舞，传之至今”。(《乐府诗集》卷二十九，第425页)据谢庄《琴论》记载，《明君词》歌舞传唱除汉代旧曲之外，出现了多种乐曲的衍变：“平调《明君》三十六拍，胡笳《明君》三十六拍，清调《明君》十三拍，闲弦《明君》九拍，蜀调《明君》十二拍，吴调《明君》十四拍，杜琼《明君》二十一拍，凡有七曲。”上述各种与音乐相伴的传播方式，即使在后世不再配乐，也仍是人们接受昭君故事的重要形式，如文人题咏昭君之作，多用乐府旧题《王昭君》或《昭君怨》。唐宋以至明清，此题作品数量不少。某些新的命名也采用与音乐相关的形式，如《明妃曲》，唐人始作，宋至明继而不衰。还出现了创作新曲使影响扩大之举，如《昭君怨》出现在敦煌曲子词中，宋代名家苏轼、秦观、陆游等均有填词之作(其句式为六六五三)。虽然是与旧曲无干的新曲，填词内容也不再与昭君相关，却从词牌名称上不断提示人们忆起昭君的故事。此后元曲代宋词而兴，昭君题材戏剧进入新阶段。据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研究生院朱自清教授的得意门生霍世休先生考证，杂剧最早要算关汉卿的《元帝哭昭君》吴昌龄的《月夜走昭君》(见《录鬼簿》)和张时起的《昭君出塞》(见《焦循剧说》)，可惜均已散佚。霍世休称：考查昭君故事在元曲里的演变，“不能不有待于《汉宫秋》，或者说也唯有在《汉宫秋》里昭君的故事才第一次得到最伟大的表现”(《绥远民国日报·塞风》1932年11月，周刊第29期至第35期)他评论说：“这剧本的故事不但较以前的为辞委婉曲折，而自投黑水一节，更使这故事的演变在构成悲剧的要求上得到理想的结束。”他也指出：“这剧本有一个缺点，就是将全剧的中心放在汉元帝的身上，而昭君反屈居于次要的地位。”令我们喜出望外的是，21世纪最早著文肯定王昭君历史贡献的代表人物是胡适博士！呼和浩特市昭君文化研究院院长武高明先生给我提供了1908年10月11日发表于《竞业旬报》的署名铁儿的胡适文章《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胡博士写此文的动机如何呢？他说：“我如今既然找得真凭实据，可以证明这位王昭君确是一位爱国女豪杰，断不敢不来表彰一番，使大家来崇拜。这便是在下做这篇昭君传的原因了。”(姚鹏、范桥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胡适散文》(第四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二、从文史家呼吁“重塑昭君”

到政治家表态“功在千秋”

我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著名剧作家田汉先生，最早提出重塑昭君形象的问题。1959年1月21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谈王昭君的塑造》一文。从当时上演的祁阳剧《昭君出塞》谈起，婉转而中肯地谈出了他的创新看法。他首先肯定该地方剧是一出“很有特色，很动人的好戏”，听到昭君唱出的那些慷慨激越的词句，便令人“为她崇高的爱国至情所感动”。但随即指出美中不足：“其实汉元帝刘奭时代的对外关系并不像《汉宫秋》或《昭君出塞》里所描写的那样紧张、屈辱，相反，那时还正是汉朝显示一定强大的时候。”田汉先生指出，王昭君自动向掖庭令求行，请求参加和亲，“因此她不是投水殉国，而是慷慨入番，就在老单于死后她还是继续执行祖国意旨，贯彻和亲任务。从这个意义出发，《昭君出塞》可以写成完全不同的、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剧本。”他又饶有兴味地提出，我们喜欢祁阳剧《昭君出塞》的王昭君，“但在分关，黑水已经不是那样荒寒可怕；饮酪浆、餐羊肉的人们已经成为民族大家庭的一员的时候，能不能在一种新的更雄大的精神气源下，塑造出另一种也值得敬爱的王昭君呢？”田老肯定地回答：“要写出这样的王昭君已经有了社会条件了。”(郝诚之编著《昭君文化与民族经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就在文学家试图报喜的时候，历史学家也站出来大声疾呼了。1961年，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的长篇论文，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犀利眼光和他个人特有的凌厉气势，提出了对昭君出塞的正确评价问题。作者站在纵览民族关系历史的高度，回顾和考察了西汉的和亲政策，得出“昭君出塞这个历史事件，是标志着汉与匈奴之间友好关系的恢复，而王昭君在友好关系的恢复中起了很大作用”这个结论。在此前提下，翦老提出：“然而这个标志着民族友好的历史事件，却被过去的诗人、戏剧家宣布为国家的屈辱，而王昭君则被描写成一个抱着琵琶而恸哭的悲剧人物，这在今天看来是很不妥当的。”翦老分析造成这一状态的原因时认为，隐蔽在诗人眼泪背后的，除了诗人们个人的感伤外，还有贯穿一切时代的共同的东西，这就是大民族主义情感和封建道德观念。他提出：“应该让王昭君擦掉眼泪，让她以一个积极人物出现于舞台，为我们的时代服务！”翦老这篇论文发表，很快在学术界引发了一场关于对昭君出塞的历史评价、对历代以昭君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评价的讨论。随后，吕振羽、老舍、端木蕻良、王冶秋、谢觉哉、邓拓等一批作家、历史学家、学者，纷纷发表了以昭君青冢为题的诗词作品。这些作品以饱满的热情、全新的眼光，从促进民族友好、民族和睦、民族团结这个新的角度，肯定和颂扬了昭君的历史功绩。他们一改昭君出塞悲愁哀怨的归调，高唱起：“塞外月圆花好，千里绿洲芳草。巾帼有英才，怨何来！”(邓拓《昭君无怨》)“万里长城杨柳绿，织成蒙汉一家亲”(谢觉哉《看昭君坟碑词有感》)；有的以新的眼光批评古人：“千首哀词万首诗，同声歌哭说妍媸。和亲本是汉家策，出塞如何怨画师？”(翦伯赞《游昭君墓》之四)内蒙古师范大学可咏雪、余国钦教授分析当时众多文学现象后说，从昭君出塞问题的讨论，一批咏昭君诗词的发表，特别是1963年10月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谒昭君墓诗》问世之后，人们对昭君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而，呼唤在艺术形象上还王昭君本来面目，翘盼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昭君形象出现，已成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令人感动的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昭君艺术正名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周总理赞美王昭君是“为发展中华民族大家庭团结有贡献的人物”。(中共兴山县委宣传部、兴山县旅游局编《走进兴山——旅游导游词》第53页)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在《关于〈王昭君〉的创作》一文中回忆说：“这个戏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生前交给我的任务。那是1960年以前的事，周总理指示我们不要大汉族主义，不要妄自尊大。”曹禺先生以他戏剧大师的才华，为塑造昭君崭新形象和表现崭新历史主题，呕心沥血完成了这项光荣的使命。话剧《王昭君》不但以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民族友好作为主题，而且扭转了“入宫是喜、出塞是悲”的旧民族观、旧价值观。话剧《王昭君》的公演成功，王昭君冲破历史迷雾，以一个笑盈盈、风姿绰约的美好形象出现时，各族观众受到了震撼，也受到了鼓舞。我们应该感谢从首都到昭君第一故乡、第二故乡的艺术团体，从北京人民剧院、武汉汉剧团、呼和浩特晋剧团，到著名戏剧家曹禺和广州剧团著名表演艺术家红线女，都在这一时期，为“长江女儿、伟大母亲、友好使者”王昭君的形象塑造做出了重大贡献。此后歌舞剧《塞上昭君》(1987年，呼和浩特市民间歌剧团和民族歌舞团演出)，电影、10集电视剧《王昭君》(1988年，内蒙古电视台与湖北电视剧制作中心联合摄制)，小提琴协奏曲《王昭君》(1986年，上海音乐学院《梁祝》作者陈纲作曲)和川剧交响乐《纳袄青红》(第三乐章下阙《昭君出塞》，包括“大漠”和“出塞”，著名作曲家郭文景作曲，当代川剧领军人物、重庆川剧院院长铁梅演唱，余隆指挥，2009年在比利时举办的“欧罗巴利亚中国艺术节”开幕式上演出)等一批新作、新曲、新形式的昭君出塞艺术作品涌现，好评如潮。按常理，名人名作应该一炮打响，余音绕梁。在曹禺先生“十年一剑”写出《王昭君》的时候，郭沫若先生也写了自认为“一唱三叹”的《蔡文姬》为曹操翻案。结果，不管当时如何轰动，郭剧在岁月的品评中，了无浪花；曹剧却潜流涌动，终成气候。虽然对剧情的满意程度众说纷纭，但一个无可辩驳的铁的事实是昭君出塞更受欢迎！这位以草原为家的“匈奴国母”、长江女儿，为“胡汉一家、华夏一统”所作的历史贡献更得人心!郭老让蔡文姬归汉的本意本来很好，但在希望民族团结、平等友爱、“胡汉一家”的更大范围的民意面前，已显得苍白无力。

三、从家乡人的思念到草原人的歌唱王昭君

从万里长江到万里黄河，到万里草原，因为能与各族人民想在一起、打成一片，所以为群众千载传颂。其家乡长江三峡香溪河畔的昭君研究，以民间文学为代表，硕果累累。仅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昭君纪念馆收藏的诗歌就有八百余首，昭君故里的民间歌谣多达两千余首。(刘志尧《美丽、美德、美缘、美世  关于昭君文化的哲学思考》)2009年8月，湖北省兴山县委、县政府与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硏究分会合办“昭君文化高层论坛”时，专家们公认昭君艺术、民俗文化在兴山形成信息中心、研究中心和交流中心的潜力巨大。专家们也一致认为，以内蒙古为代表的北方民族地区，草原人对昭君的深厚感情和深刻怀念，已延伸为深入研究，学术领先，高层重视，上下一心。“中国·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的成功举办，得益于各族群众有增无减的民族团结优良传统。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曾撰文回忆，为了创作《王昭君》一剧，他两次深入内蒙古：“在那里，我看到王昭君的墓。她的坟墓，又称‘青冢’。包头有，呼和浩特也有。她的青冢，比岳飞的坟还大，像一座小丘。夏天，碧绿绿的，美得很，像是永远留在草原上的一片春光。我听了著名的歌手、马头琴大师琶杰唱的关于王昭君的故事。”曹老说：“我喜爱这样的王昭君，也相信王昭君正是这样一位可爱欢悦的姑娘！因为她确实给汉和匈奴人民带来了安宁、幸福的生活”；“她嫁到匈奴，就爱上草原；她嫁给呼韩邪单于，就真心地爱他，并且也得到了他的爱。我希望我们的人民能因有王昭君这样一位有胆有识的汉家女儿感到骄傲”。(曹禺《昭君自有千秋在——我为什么写王昭君》，《民族团结》1979年第2期)据蒙古族史志专家姚思泰先生说，《绥远通志稿》成书于20世纪30年代，2007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曾收录昭君诗146首。可永雪、余国钦二位先生40年的心血之作《历代昭君文学作品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一编·诗”收历代昭君诗985首(其中古代部分834首，民国部分46首，新中国成立后105首)。《归绥县志》称：“昭君墓前石案刻口阏氏之墓，为蒙古书。用蒙古文墓碑纪念一位汉族历史人物、巾帼英雄，实不多见。”(《归绥县志》第443-444页)笔者曾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生活过多年，考察过那里的“昭君坟公社”，听过当地蒙汉人民怀念“昭君娘娘”的歌谣和昭君带来茶、牧民开始喝奶茶的传说。2009年，看到通辽市政协主席王治安先生作序的《科尔沁文化丛书》，才知道长城以北、辽河流域的草原牧民，也有着深深的“王昭君情结”。通辽市政协的老专家说，内蒙古有六百多名草原说唱艺人“胡尔齐”(通辽科尔沁草原一带占80%以上)。蒙古族马头琴艺术家琵杰，就是从科尔沁草原走出来的“胡尔齐”大师。其弟子道尔吉用蒙古语说唱《王昭君》长篇故事声名远扬。据参布拉诺日布先生《科尔沁曲艺》一书披露：《哲里木盟传统剧目表》和《哲里木盟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播放的曲艺节目统计表》都记载着道尔吉先生用“胡仁乌力格尔”(蒙古语，意为马头琴)伴奏说唱的传统保留节目《王昭君》。从1949年到1985年，说唱的时间长达37年。仅1974年蒙古语电台录制播放的节目时间就长达125小时。(《科尔沁曲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0页)蒙古史专家说，在蒙古文学历史名著《蒙古秘史》中已提到了“胡尔齐”的传说，成吉思汗每次出征时都带马头琴和胡琴等乐器，说明13世纪时就有了此类民族艺术和艺术家。草原行吟诗人、马头琴手(后改为四胡伴奏)自带乐器，走包串屯到户，演唱王昭君故事并深受牧民欢迎，的确从一个全新角度反映了游牧文化的“开放和多彩”，“美感和魅力”。霍世休先生1932年在《王昭君的故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演变》中指出：“文学上有一个很大的潜流，足以窥见一个时代文学的另一方面，那就是最近敦煌发现的许多唐代的俗文学，《明妃传》残卷便是其中之一。”“原书上下两卷，因上卷已残缺，原题为何已不得而知。书的编者加了‘小说’两字在上面，其实《明妃传》乃是‘变文’，并非小说。采用一种韵文与散文相间的体裁，叙写王昭君的故事。”他考证说：“作者不晓何时人，据《明妃传》中‘可惜明妃奄从风烛，八百余年坟今尚在’，当系唐末的敦煌人。”虽然西域作者的“一支笔还不听他充分地运用自如”，汉文水平有限，有错别字和辞不达意之处，但“它给予我们的影响已很大，从这篇《明妃传》的保存，使我们知道王昭君的故事，一直很早就流行在民间”，特别是丝绸之路一带的少数民族中间。笔者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变文《明妃传》的发现，乃是“敦煌学”的一大亮点。它弥补了中原版本没有的昭君夫妇的生活细节和昭君去世后的国葬大礼及汉哀帝遣使到“青冢”致祭等和亲续篇的内容。(《20世纪30年代内蒙古西部地区文学作品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6-48页)。敦煌学专家张鸿勋先生是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说唱艺术奇葩——敦煌变文选评》的编著者，他对《王昭君变文》作了深入的研究，认为：“变文除了性格鲜明的王昭君艺术形象外，所写单于，也是一个有着诚挚感情的人。他千方百计设法要解除昭君的愁苦；对昭君的病，也‘重祭山川，再求日月，百计寻方，千般求术’；昭君之死，使他痛苦得日夜哀吟，又以国葬之礼，表达对昭君的恩爱怀念。这里一反封建传统把少数民族视为野蛮凶残的‘夷狄’，而是写成感情丰富、有情有义的君王，就带有民间文学特有的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色彩。”为了知晓草原人如何以歌当哭，我们摘录敦煌变文一段“单于哭昭君”的原作如下：

昭君昨夜子时亡，突厥今朝发使忙。三边走马传胡命，万里飞书奏汉王。

单于是日亲临哭，莫舍须臾守看丧。解剑脱除天子服，披头还着庶人裳。

昔日同眠夜即短，如今独寝觉天长。何期远远离京兆，不意冥冥卧朔方……

据武汉音乐学院孙晓辉教授《昭君题材音乐作品述略》一文披露，敦煌文本《王昭君变文》残卷，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编号为希伯和2553。不但是我国民间口传艺术中的宝贵文献，后世说唱艺术中昭君曲艺的源头，也是世界名剧《图兰朵》一类和亲戏的东方原型。蒙古族民族理论家、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伏来旺先生说得好：“王昭君作为历史上众多的和亲女子中第一位出身平民的女子，经历了自请和亲、安居塞外、为国献身、不避夷夏之大防、追求知心之相乐等重要的人生选择，成为汉匈两族的和平使者，得到当时及后世人民的深切爱戴”；“从内蒙古地区人民至今流传的昭君用随身携带的锦囊在阴山下播撒五谷种子和教匈奴妇女用胭脂化妆等故事中，反映出昭君把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带到了塞外，对塞外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过重大的影响。随着和亲的达成，农耕、游牧两大民族集团军事对峙停止和友好关系的形成，汉匈经济文化交流走向合法化、公开化。这种‘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间经济上的联系和依赖，成为历史上民族关系的纽带，并日益牢固，以此为基础形成了民族间的向心力、凝聚力。”(伏来旺《以昭君文化为载体，积极推进统一战线凝聚力工程》，《内蒙古日报》2006年3月3日第2版、第6版)专家们认为，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感情的交融，由碰撞到互补，终于发展为“多民族、大一统”的国家认同，并经受住了历史风雨的考验。著名地理学家、教育家和边塞史学者张湘文先生的一首《王昭君墓下作》，让我们明白了“古有昭君和戎，今有五族共和”的因果互见。原诗如下：

王嫱昔远嫁，千载为悲伤。

岂知侠义气，乃非儿女肠。

人生志报国，那复畏遐荒。

一身投朔漠，万里靖欃枪。

……

嗟彼邪溪女，为越覆吴阊。

……

即今坟畔土，胡汉乐耕桑。

儿子等畜之，祖姑合蒸尝。

五族共和基，万世钟厥祥。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可咏雪、余国钦教授对此评论说：“侠义气概代替了千载悲伤。昭君的侠义气’在哪里呢？作者以他的理解作出正确解释：出塞和亲带来两族和好，换来和平，那就完全值得了。如果胸怀报国之志，那么边远、荒寒、民俗不同、语言不通等，就不算什么了。”张诗中提到的“五族共和”，指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号称“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这是一种新的民族观念。“‘五族共和基’，表明作者跳出了狭隘的民族立场，倡扬一种民族团结、民族友好的思想，代表着时代的前进方向，是很难得、很有价值的。”(可咏雪、余国钦《昭君文学作品选读的两个亮点》，《2009中国兴山昭君文化高层论坛文集》第359页)我们高兴地看到了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民族与宗教理论教研室主任胡岩、龚学增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在《昭君文化的核心价值》一文中说：“王昭君与呼韩邪单于的故事、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故事，不过是直到今天还在不断发生着的中国各民族之间通婚状况的缩影和典型。而这种通婚，则是中国各民族之间长期、频繁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反映，是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内在联系的体现。可以说，昭君文化浓缩了中国各民族之间长期、全方位的双向交流。正是在这种长期相互交流的基础上，辛亥革命爆发后，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口号很快即为中国各民族、各阶层所认同。”胡岩先生与笔者交流时强调：“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不只是汉族一族，汉、满、蒙、回、藏皆为中华民族成员的共识在辛亥革命后初步形成并深入人心是一件大事，近代中华民族对自身的认识由此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飞跃。”他考证指出，正因为如此，当1911年12月1日，一些蒙古王公在沙俄的指使下，在库伦成立以哲布尊丹巴为“大汗”的所谓“大蒙古帝国”时，1913年初，内蒙古西部22部34旗王公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召开西蒙古王公会议，一致决议“联合东蒙反对库伦”，并通电全国：“蒙古疆域和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古同系中华民族，自当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共同决议》宣告自己的民族属于中华民族。(见西蒙王公会议执行所编：《西盟会议始末纪》第45页。转引自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9页)笔者至今难忘2005年6月18日在内蒙古包钢宾馆昭君厅听到的《昭君奶茶》新歌：

香溪河水出三峡，千枝万绿结新茶；

不是芳草润仙玉，哪有昭君美如画？

阴山脚下听胡笳，风吹草低点骏马；

不是鲜奶壮体魄，哪得天骄名欧亚？

黄河长江同源发，北韵南律满天涯；

不是昭君来草原，哪得奶茶香万家？

香溪茶为什么好？兴山县昭君文化研究会第一任会长、原县委宣传部部长岳新梅女士对我们说：“香溪茶名扬天下，是因为香溪水得天独厚。我国第一部《茶经》列举的‘天下名水’二十种，香溪水位列第十四品。前十三品都是细流滴泉，唯香溪为一江溪流。所以水美、茶美、人美！”

四、从“大汉”、“强胡”的平等联

姻到“多元一体”的中国国情

两千年前，“南有大汉，北有强胡”。尽管天下大势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正是昭君和亲，化干戈为玉帛，使“虽败不称臣”的匈奴与汉族成了一家人，变成一家亲，才有了60年的和平与安宁。难怪诗人要引吭高歌：“仙娥今下嫁，天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唐·张仲素《王昭君》)记得当年，曹禺先生的《王昭君》话剧破天荒给昭君和亲的两位决策者—汉元帝和呼韩邪单于以应有的历史地位、第一次树立起呼韩邪单于的正面形象时，有些同仁还难以接受，认为历史未必如此。2007年，著名北方民族史学家、内蒙古大学林幹教授集几十年的潜心研究，拿出了有理有据的研究成果，有力地证明了呼韩邪单于是“历史功臣”的结论。林斡先生在《匈奴的盛衰及其与中原的关系》一文中，分析了呼韩邪单于附汉“巨大历史意义”的五个方面：第一，在民族关系方面，结束了汉匈两族一百五十年(公元前201-公元前51年)来的战争状态，使之转入和平、友好的关系，开创了汉匈两族团结合作的新局面，并为其后南匈奴与汉族长期友好合作奠定了基础，在汉匈关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第二，在政治方面，打破了“自三代(夏、商、周)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正朔原指历法，此处意即不肯接受中原中央王朝的领导)”的旧传统，开了我国北方地方政权接受中原中央政权领导的先河，从而使中原先进的政治直接影响塞北，密切了塞北与中原的政治关系，促成了塞北与中原的统一。第三，在经济文化方面，汉匈关系的和平友好，关市畅通，不受或少受限制，两族劳动人民的“互市”和接触可以获得较多的机会，匈奴人可从汉人那里获得较多的生产和生活用品，汉族文化输入匈奴，使匈奴人的社会生产力和日常生活较前迅速提高，迅速摆脱落后的状态。第四，在匈奴方面，由于呼韩邪附汉，孤立了郅支，迫使他向西迁移，有利于汉朝对他的制服，从而结束了匈奴二十余年的分裂状态，统一和安定了匈奴政治上的混乱局面，这样便为匈奴恢复社会生产和人口增长提供了条件。故从公元前51年呼韩邪入汉至公元前43年由塞下北归单于庭，仅仅六七年之间，史载“单于民众益盛”。而呼韩邪的氏族也得以“保族传嗣，子孙相继”。这不仅有利于呼韩邪一族的统治利益，也由于呼韩邪的统治比之握衍拘鞮单于及郅支单于均较为温和，且实行与汉团结和好政策，终止战争，安定政局，恢复生产，对于匈奴人民也是有利的。所以呼韩邪归庭之后，匈奴人民都陆续归附于他。史载“单于竟北归庭，人众稍稍归之，‘国’中遂定”(即政权便稳定下来)。由于呼韩邪附汉获得了良好的效果，故呼韩邪及其族系对于汉匈团结合作的必要，认识十分深刻。呼韩邪的颛渠阏氏(阏氏音烟支，匈奴语，王后)说：“匈奴乱十余年，不绝如发，赖蒙汉力，故得复安。”而呼韩邪之号王昭君为“宁胡阏氏”，也正是为了表明匈奴因得汉助而获安宁之意。他在归返单于庭时和汉使韩昌、张猛的盟约中，非常强调“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无得相诈相欺”之旨。弥留之际，还谆谆告诫他的子孙，要遵守对汉盟约，维持对汉的友好关系，以报天子厚恩。直至东汉初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时(公元48年，建武二十四年)，他的孙辈落尸逐鞮单于仍沿用“呼韩邪”称号与汉恢复和好，就是因为“以其大父(呼韩邪)尝依汉得安，故欲袭其号”(参阅《汉书·匈奴传》下及《后汉书·南匈奴传》)。可见呼韩邪这次归附汉朝、接受汉朝中央政府的领导和帮助，给予匈奴的影响是如何的深远！此外，在匈奴上层方面，汉朝赠给他们大量的衣物，先后拨给许多谷食，遣派将士对他们护卫；而他们的单于、太子、贵族、大臣、使节、居次(即公主)、妇女也不断入汉，或奉献珍宝，或入侍汉帝，长期或短期地居住在汉朝宫廷或长安槀街(西汉边疆各族迎宾馆之所在地；槀音稿)，通过他们的中介，也同样加深了两族在经济、文化、语言、习俗、服饰各方面的交流和影响，特别是王昭君的出塞，更在政治上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两族的团结友好关系。这一切，同时也促进了两族间的民族融合。第五，呼韩邪附汉，对于汉族人民也有实益。因为北边无事，从此“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人民)无干戈之役”(《汉书·匈奴传》赞)，北方人民获得休养生息达六十余年(至王莽破坏汉匈奴关系为止)。这对汉人的生产自然有很大的好处。同时，由于汉匈两族文化的大量交流和两族人民的频繁接触，汉族文化也同样受到匈奴文化的影响，并使汉族的经济文化生活益加充实和丰富。例如汉朝政府和民间的养马业的空前发达，就和匈奴地区马匹的大量输入和养马术的传授分不开。《汉书·景帝纪》颜注引《汉仪注》一书，说太仆(官名)管辖下的牧苑有36所，分布北边西边，共养马30万匹。又据《史记·骠骑列传》所载，元狩二年一战，一次动员塞阅官及私人马匹达14万头；《匈奴列传》亦载，元狩四年一战，动员官马10万骑、私马14万匹。可见当时政府和民间的养马业都是很盛的。又《盐铁论》卷一《力耕》篇提到，匈奴的驴骡馲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可见当时养马业之盛，与匈奴地区马匹之大量输入有很大的关系。匈奴人金日殚(日音觅，音低)长于养马，并为汉朝政府养马，“马肥好”，武帝为之奇异，擢升他为马监，可以作为一个传授养马术的典型例证(参阅《汉书》卷六八《金日传》)。在汉代的石刻艺术上，也可以看出匈奴游牧生活的题材和风格的影响。长城以南一带也发现了匈奴的遗物。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汉匈两族劳动人民在经济文化上的紧密联系及汉族文化也受到匈奴的影响。古人说：“万里长城万里空，百世英雄百世梦。”人们欣喜地看到，国内围绕昭君和昭君文化的研究，正发生着六个可喜的变化，即从单一钻研史籍，到关注野外考古；从单纯专家的“专业聚焦”到跨学科、跨门类的“联合攻关”；从汉民族为主研究到各民族参与研究；着眼点从微观的“鱼翔浅底”，到宏观的“鹰击长空”；组织形式从民间为主到政府民间结合；地域从湖北、内蒙古南北互动，到北京为中心波及台湾的全民呼应。昭君研究也由“文学热”、“品牌潮”到“旅游风”，一浪高过一浪。印证着“根索水而入土，叶追日而上天”的民族追求，体现着中华民族为实现“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和平进步”而奋斗的文化自觉。(《胡锦涛：我的心愿》，《新华每日电讯》2008年8月2日第1版)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2007年3月第一次提出了“大国学”的概念，要求“研究中华史，提倡大国学”。他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和谐。这是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伟大礼物”；“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传统文化就是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就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刘小辉《季羡林：永远的长寿眉爷爷》，《北京日报》2009年7月19日第14版)面对“阴山岩画”和堪与罗马大道媲美的“秦直道”，蒙古族散文家白涛先生，有感于中央美术学院下放陕北的老画家靳子林教授当年徒步走完秦直道调查阴山文化之后，发现陕北剪纸中的抓髻娃娃，原型来自阴山岩画，发出了如下感慨：“谁能说得清，是胡家的岩画，传递给了农人的剪纸？还是黄土高原的民族，将剪纸拓于山岩之上？阴山再高，黄河再宽，长城再长，也根本不能阻隔华夏儿女相互吸引、彼此爱慕的心灵。”(白涛《阴山所具有的历史高度》《一张蒙古的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白涛又写道：2008年在告别草原时，我们耳边回响着内蒙古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韩志然先生的叮咛：“昭君文化的精髓是和平与和谐”，脑际泛起了这样几句可作为“印象”的关键词：大山上刻满祖先的语言，草原上洒满文明的诗篇。马是伴当，歌是翅膀。难忘昭君，拥抱和谐。长城内外创伟业，琵琶胡笳化烽烟。从远古走来，向未来走去。各族先人携手并肩，跃马向前，从昨天，一直走到今天！

编 者 按：原文载于《昭君文化》，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