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勇 ， 张莹莹

（三峡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摘 要：一部昭君文学史也是一部昭君接受史。在这个接受的链条上，《西京杂记》占有重要的位置。借助于这部著作，王昭君的文化形象得以初步生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本的性质为“小说家言”，是文学创作；二是情节设定为“画工之祸”，奠定了后世昭君故事的情节基础；三是主人公从历史人物演变为文学形象。

关键词：《西京杂记》；王昭君；文学接受

中图分类号： I2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0）02-0031-04

王昭君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流传久远、妇孺皆知的人物，千百年来，王昭君作为民族和睦友好的使者，为历代文人和民众所称颂。她本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却在纷繁丰富的文艺作品中被塑造得多姿多彩、血肉丰满，从一个历史人物变为一个文化形象。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说，每一部文艺作品中的王昭君，都是王昭君接受史上的一个环节，创作者都是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按照先已有之的理解和喜好，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再创造，塑造出与他们自身设想相符合的王昭君形象。因此，一部王昭君文艺史也可以视为王昭君接受史，而《西京杂记》就是这一接受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文本：小说家言

流传至今的《西京杂记》六卷，传为葛洪所撰。但是至今尚无定论，而葛洪为该书所作的跋则道出了编撰者的动机：“今抄出为二卷，名曰《西京杂记》，以补《汉书》之阙。”①中国古代的小说也被视为稗官野史，显然与小说家补正史之阙的使命感密切相关。从《西京杂记》所收内容来看，也确实都是汉代宫廷、民间种种琐事的记载。那么它的独特价值到底在哪里呢？

很显然，《西京杂记》表面上是搜集种种奇闻异事，并煞有其事地列出时代、人物、地点等等，但这些故事从根本上来看已经超出了史实的范围，而成为虚构的小说。关于这一点，《四库全书总目》说得很清楚：“其中所述，虽多小说家言，而摭采繁复，取材不竭。”② 从史传到小说，是王昭君从历史人物到文学形象迈出的第一步，也是王昭君经典化历程的开端。

《西京杂记》所记载的王昭君故事是小说，这一点早已得到公认。但是在此之前先要解决的两个问题是：一、编撰者何以会选择王昭君和亲这一素材？二、王昭君故事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加工？这两个问题其实涉及到接受者对于王昭君及王昭君和亲史实的理解与阐释问题，也就是说，小说编撰虽然是文学创作，但是创作者首先是接受者。而恰恰是这两个问题，以前一直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

要解答这一问题，还是首先要看史书的记载。王昭君和亲之事最早见于《汉书》，在竟宁元年(前33年)正月，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朝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樯字昭君赐单于”③。于是就有了王昭君和亲的事件：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陲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④

此外，《汉书》中还有一些相关的记载：“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呼韩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复株累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⑤史书的记载太过于简略，以至于我们今天很难从中了解到王昭君的生平及其基本情况。但这也不足为奇，作为史书，《汉书》关注的自然是汉匈之间的和亲这样的历史事件，在这样的情况下汉元帝和呼韩邪单于才是主角。王昭君只不过是众多和亲者中的一员，连和亲的公主都没有详细介绍，更何况是身为“良家子”的王昭君。

但是，到了《西京杂记》那里，情况就发生了很大变化。此则故事以史实为依据，但显然是虚构的产物，其中所记之基本情节与情理不合，从宋代开始就有学者不断指出其中的不合情理之处，认为以图选人、又因昭君而杀画工，显得尤其荒唐。但是从文学接受的层面来讲却又是完全合理的，正印证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不可能发生但却可信的事，比可能发生但却不可信的事更为可取”⑥。小说所产生的影响远比史书巨大，体现出民众的认同感。

《西京杂记》是小说，这一点没有疑问，但是何以编撰者会选择王昭君和亲这一素材？何以要设计这样的情节，作出这样的改动？这些问题值得深思。首先，就素材而言，《西京杂记》所选者皆为琐事奇事，带有一定的奇异传说色彩，以补史书之阙，这正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生长点之一。就此事而言，公主和亲很正常，但是为何会选一个“待诏掖庭”的“良家子”来和亲？而且这样的女子在宫中比比皆是，何以会选中王昭君呢？凡此种种，史书没有解释，恰恰能够引起人们的好奇和猜测，平民女子承担起重大的历史责任，显然极具传奇性，因而昭君故事进入了《西京杂记》编撰者的视野中。因此，编撰者到底是不是葛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背后所隐藏的接受心理。

其次，王昭君故事之所以得到这样的加工，情节之所以要设计成王昭君和画工之间的矛盾冲突，显然在于为王昭君和亲提供合理的解释，虽然这样的解释很牵强，不可信。但更重要的是，据《汉书》记载，王昭君出塞之后“边城晏阴，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菞庶亡干戈之役。后六十余载之间，遭王莽篡位，始开边隙”⑦。王昭君为维护边疆稳定和民族友好作出了贡献。因而《西京杂记》开始着力塑造王昭君的美好形象，而将画工之祸作为主要的矛盾冲突。这样才可以解释何以是王昭君出塞而不是公主或其他的良家子和亲。从这样的改动，可以见出接受者本身已有的对史实的理解和接受程度。鲁迅称《西京杂记》“在古小说中，固亦意绪秀异，文笔可观者也”⑧，确实很有道理。

二、情节：“画工之祸”的设定

《西京杂记》对后世王昭君故事影响极为深远，小说戏曲多是从中取材，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汉元帝、王昭君和画工毛延寿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一冲突为后世作品反复延用，成为王昭君故事最重要的情节。

这里首先要加以辨析的是，《西京杂记》虽然设定了王昭君和画工之间的矛盾，并且这一矛盾直接埋下了日后王昭君和亲的根由。但是书中并没有指明和王昭君发生矛盾的画工就是毛延寿。《西京杂记》中只是讲毛延寿水平最高，因而在后世流传中，他就不知不觉地成为了这个罪人。

但是仅仅指出这些还是不够的，《西京杂记》为何要设定“画工之祸”这一基本情节冲突来贯穿全篇？其深层的意义又是什么？对此需要作一番探究。显然，“画工之祸”是为了解释汉元帝何以以一个良家子来和亲。这是因为王昭君不肯贿赂画工，以致自己湮没无闻。到了匈奴前来求亲之时，汉元帝按图选人，定为王昭君。及至见面，方懊悔不及。其实这样的解释显然有悖情理。但从这样的解释可以发现，编撰者关注的重点并不在此，而读者关心的重点也不在这里。人们更感兴趣的是其中的矛盾冲突，因为有了这样的冲突，故事才具有了传奇性和吸引力。而这样的冲突又是虚构想象出来的，从而初步体现出中国古典小说在叙事方面的特点。

设定这样的情节，编撰者显然事先已经对各个人物及其相互关系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评价。王昭君出塞和亲是无可改变的历史事实，关键是如何在小说叙事中使得虚构的矛盾冲突可以为人所接受。史书中原有的记载显然基本上不存在什么矛盾：匈奴前来求亲，汉元帝以王昭君来和亲，事情发展得一帆风顺。因而小说对情节的设计就显得尤其重要，这也是小说能否胜出史书的关键之处。可以想见的是，编撰者在设计矛盾冲突时应该是煞费苦心的。既然匈奴——汉元帝——王昭君之间没有直接的对立冲突，那么冲突只有凭空添加了。而之所以加入画工，则是与王昭君的身份密不可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编撰者取得了成功。因为王昭君在宫中并没有尊贵的身份地位，所以她与汉元帝之间就存在着一道巨大的鸿沟。那么何以解释汉元帝要以这样一个普通女子来和亲呢？并且这位奇女子既然卓尔不凡，又何以汉元帝会全然不知呢？这就必须设立一个冲突来过渡，按照叙事学的观点，小说的情节应该是有因果关系的事件，而这个冲突显然可以展现出因果关系。在《西京杂记》中，引发这个冲突的就是宫女必须贿赂画工才能有好画像，而能担当此任者，就只有宫中的画工了。沿着这样的线索，毛延寿等人的出现就是必然的了。

如果对这一故事再进行细致分析，就还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个冲突应该还存在多种可能性，何以偏偏选中画像事件呢？何况《西京杂记》对此的记载也不可信：普通的宫女贿赂画工竟然有五万到十万之多，这让人难以置信。而王昭君不肯贿赂画工以致埋没于后宫，可以推测出画工定然将她的容貌画得很难看。在这种情况下汉元帝居然按图选中王昭君，那就完全没有和亲的诚意了，怎么能够向匈奴交代呢？可见当年的史实应该不是这样。

对此，有学者指出，这一故事或许影射出当时社会黑暗、人才埋没的悲剧，体现出编撰者对现实的强烈不满。⑨这种解释当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就这则故事本身而言，笔者以为，设立这一冲突，是为了展现出王昭君的美好人格，将她从史实的边缘移到小说的中心。这就涉及到下面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三、主人公：从历史人物到文学形象

在《汉书》的记载中，王昭君只是一个和亲者，顺从汉元帝旨意远嫁匈奴。因而书中对王昭君没有任何细致的介绍和描写，作为历史人物的王昭君，在史书中处于边缘地位。在后来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中，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王昭君开始成为故事的主角，成为中心人物。

王昭君成为故事的主人公，与小说设定的情节有着密切的关联，甚至可以说是这样的情节成就了王昭君。但是上文也指出过，情节的发展其实有着无限的可能性，特别是其中作为关键部分的人物冲突，其实还可能有多种，何以本书只是选中画像一事呢？在传为东汉蔡邕所著的《琴操》中可以看到，这个冲突就直接存在于汉元帝和王昭君之间，是王昭君久久得不到汉元帝的宠幸，心怀怨恨，于是主动请行，至匈奴后又闷闷不乐。在这个故事中，王昭君的行为完全是为了报复汉元帝，这样一个怨妇的形象难以为人所接受。

《西京杂记》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更为高明一些，通过设立这样一个冲突，首先是缓解了汉元帝和王昭君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为后来衍生的《汉宫秋》等爱情悲剧提供了条件。此外，画工们以小人的嘴脸出现，造成王昭君和汉元帝之间的阻隔，这还是有可能的，只是小说的细节描写过于夸张，是其不足。但是从文学虚构的角度来说，后世文人和民众，却宁愿相信这一冲突的真实存在，并对王昭君寄予深切的同情，“世咏王昭君，都据《西京杂记》”⑩，正说明了这样的接受心理。其次，这一冲突的设立，为王昭君的形象增色不少。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不是如《汉书》中的一个没有内心情感的苍白的历史符号，也不是如《琴操》中的一个怨妇形象，而是一个具有气节、尊严等中国古代妇女美好品质的文学形象。在这一点上，《西京杂记》做得十分成功。在她面前，其他宫人、画工、皇帝都显得是那样微不足道，而一个出身平凡的普通女子，却能兼具内外之美，并承担起维护民族和睦友好的历史重任，这一切，正是在平凡中见出不平凡。因此，千百年来昭君故事称颂不衰，这种影响力，不是作为历史人物的王昭君而是作为文学形象的王昭君才能够拥有的。从中可以看出文学对人的心灵的巨大感召力。

综上所述，在王昭君和亲事件的流传过程中，中国古人也从自身的接受心理出发，不断地展开神奇的艺术想象，为这个人物和故事增光添彩，使得其中的艺术底蕴越来越深厚。在这个过程中，《西京杂记》正是一个异常重要的关键环节。

注释：

① 纪昀等编纂：《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一》，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1835 页。

② 同上。

③ 班固：《汉书·匈奴传》，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80321 页。

④ 班固：《汉书·元帝纪》，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97 页。

⑤ 班固：《汉书·匈奴传》，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3806-3808 页。

⑥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170 页。

⑦ 班固：《汉书·匈奴传》，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832—3833 页。

⑧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21 页。

⑨ 朱才璩：《历代歌咏昭君诗对传统主题的接受与开拓》，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6 年，第 19 页。

⑩ 陆燿：《切问斋集·王明君词序》，转引自胡凤丹：《青冢志》，台北新兴书局有限公司，1984 年出版，第 5899 页。

编 者 按：原文引自《三峡论坛》2010 年第 2 期，总第 224 期，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